採訪編輯/劉芝吟
美術設計/林洵安
從婚育文化看臺灣的低生育率
重視家庭、強調傳承,東亞生育率為何持續探底?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採訪編輯/劉芝吟
美術設計/林洵安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許多人直指低薪、高房價、工時過長,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則把焦點轉向文化與傳統價值,她直言:「經濟結構有它的影響力。但我認為,放到東亞文化脈絡來看,低生育率和家庭性別文化脫不了關係。」
在美國主修社會學與人口學的鄭雁馨,五年前開始投入生育議題的量化研究。她發現過去30-40年,臺灣的家庭模式經歷劇烈變化,晚婚日趨普遍、同居逐漸不再是禁忌,但同時許多傳統價值依然延續,例如香火傳承、孩子必須在婚姻關係中出生。
鄭雁馨運用戶政資料和社會調查進行人口研究,爬梳數據背後的婚育圖像,試圖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究低生育率的根本構成。
「臺灣與東亞各國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發展已高度現代化,但父權文化和家庭主義盛行,長輩對年輕人成家仍有很強影響力。我們需要從東亞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生育率議題。」
鄭雁馨在美國主修人口學,她指出臺灣有許多棘手而迫切的人口學議題,但缺少專門獨立的人口學訓練系統,政府和國家機構也沒有投入大型研究,是目前亟待補強的研究領域。 圖│研之有物
東亞家庭與性別文化,交織出臺灣特殊的生育圖像。一大特色是:相較於西方多數國家,臺灣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沒有「回血」的跡象。
媒體報導常提及的探底生育率,指的是「時期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 PTFR)。以 2020 年為例,計算方式是:將 1971-2005 年次各年齡的女性生育率加總起來推算,如果女性依循這一系列年齡別生育率,度過可生育階段(15-49 歲)後會有幾個孩子,以此推估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數。
這項指標方便快速,能立即呈現生育景況,不過也有盲點。由於計算方式混合了 35 個世代,一旦社會急速變遷,大量女性晚婚晚育,讓 15-30 歲的生育率明顯大幅下降, PTFR 便會被低估而失真。
「PTFR 適合用來比較全世界的生育概況,描繪出鉅觀的圖像。但是若一個社會經歷劇烈變化,要精準地分析生育狀況與診斷低生育率成因,世代生育率(CTFR)是比較可靠的指標。」
「世代生育率」 (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 CTFR )不受生育步調的影響,但必須等到女性年滿 49 歲 (或至少滿 45 歲) ,才能計算出同一世代的女性實際平均生育數。
當女性地位提升後,開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生育年齡因而逐步後延,會讓時期生育率(PTFR)顯著下滑⸺這是已開發國家都曾走過的路。例如, 20 世紀瑞典生育率從 3.6 到世紀末腰斬至 1.5。不過如同多數西方國家,瑞典 CTFR 一直維持在平穩的兩個小孩,PTFR 雖然看似下降,CTFR 卻能撐住在替代水準,主要是那些「行程 」延後的瑞典女性最後都有加入生育行列 。
這套通則來到東亞,卻明顯失靈!
比對臺灣這兩項生育率指標,自 2000 年初以來,PTFR 已近20年低於 1.5,香港、南韓和日本同樣低迷,始終看不到生育率回補逆轉。進一步觀察 1950-1979 年出生者的 CTFR,東亞是全世界極少數持續下滑的地區。
主要原因是:15–30 歲延後未發生的大量生育率,在 30–45 歲回補力道不足,造成 PTFR 和 CTFR 雙雙下跌。其中關鍵,便在於日益增多的各年齡層未婚人口!
單看時期生育率,臺灣 1985 年已跌至 2 以下;但世代生育率一直到 1965 年世代才低於 2 人。PTFR 呈現的只是單一時點的生育概況,必須同時檢視真實世代的 CTFR,才能分析低生育率的形成主因。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 同時參照 PTFR 和 CTFR,才能掌握低生育率的真實結構,進一步分析為何臺灣或東亞生育率無法回補。 」鄭雁馨強調。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那麼比對數據,究竟是「誰」不生孩子了?
1965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同一世代生育率開始低於兩人。然而,一直到近年,已婚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依舊達到兩人,世代生育率下滑,其實是因為愈來愈多人沒有結婚。以六年級中段班(1975 年出生)為例,世代生育率為 1.6 人,但已婚人妻平均生育兩名子女,細究來看,原因是有 20% 未婚女性。
「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愈來愈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1980 年代以前,「不結婚」這個人生選項鮮少出現。若三字頭還是孤家寡人,左鄰右舍、叔伯阿姨早已爭相出手牽紅線。 當時,40 歲仍未婚的比例不到 5%。
如今,大齡單身男女不再鳳毛麟角, 45-49 歲仍未婚的比例已近二成。鄭雁馨參與的國際研究團隊從模型推估,到了 2050 年,臺灣 40-49 歲男性未婚比例很可能將超過 30%、女性超過 25%。換言之,假設非婚生育仍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幾乎也就預告了生育率一路下滑的劇本。
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未來數十年,東亞單身人口預估會持續攀升,翻倍增加。臺灣和韓國幾乎是一路走高;日本因為工業化更早,女性婚育延遲、未婚的現象,比其他國家更早出現,因此數據預估較持平。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結婚不好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另一條路?他們是堅持不婚?渴望成家卻找不到另一半?受限經濟壓力不敢「婚頭」?或者,想有孩子但不想結婚?
從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愈年輕的世代,愈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愈高、結婚意願愈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學歷愈高,愈不想結婚?實證調查結果恰恰相反。女性以高學歷者的結婚意願最高,但她們也是遇不到適婚對象的最大未婚族群。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經濟飛躍性成長,躋身先進國家。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社會成就,不斷突破傳統限制,公領域裡女力崛起,但目光移轉至家庭與文化價值,傳統父權力道的鬆動遠不如預期。
拚兒子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臺灣胎次愈高,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失衡愈嚴重。當媽媽拚到第三、四胎,經常承受非男孩不可的香火壓力,「性別篩選」成為不能說的秘密。對照 2006 年與 2016 年東亞社會調查,儘管已相隔十年,臺灣男性認為「至少要生下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始終有堅定不移的 44% 。
家務分工是另一個東亞共同性別文化。時至今日,臺灣婦女依舊負擔近八成的家務,家事、小孩一肩扛。但即便丈夫想共同育兒,性別環境的土壤也未必足夠厚實。
北歐廣泛使用的雙親育嬰假,移植到臺灣,2017 年統計 76% 媽媽申請育嬰假,但爸爸僅 8%。除了傳統文化通常預設母親是優先照顧者,兩性的薪水差異,也讓爸爸休假帶孩子,必須同時承受經濟成本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壓力。
「我們的性別平等改革,在教育、就業率表現很高。相對來說,文化層面的變化沒那麼明顯,包括婚育、家庭關係,這是東亞文化圈的共性。」鄭雁馨分析。
因為家庭關係緊密,長輩對下一代婚姻具有高度影響。新好媳婦除了上網「靠北婆家」,回到現實世界,多半仍得努力和長輩們磨合。這也意味,在講求孝道與家庭主義的社會,家庭內的傳統性別文化更難動搖。
種種盡在不言中的文化規範,交織出一片無形的婚育壓力,也形成兩性對婚姻家庭的期待落差。
走入婚姻,需要直面傳統文化壓力,但單身者卻也可能被同一套價值,無情拒於門外。
鄭雁馨研究發現,二字頭的未婚男女,未來結婚的機率兩性相差不大;但若到了 35-39 歲,往後十年,女性結婚的機率就遠比男性下降許多。
研究突顯了殘酷的社會現實:
"在婚姻市場裡,大齡是女性的「被扣分項」。背後不僅隱含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形象的期待,另一個關鍵原因仍是生育──好不好生、生得好不好,經常被歸責在母親身上。"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 (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愈來愈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35 歲以上才晉升新手媽媽的比例快速竄升,2016 年已突破 25%。當晚婚、晚育成為常態,35-45 的女性勢必將成為臺灣的生育主力,這也考驗公衛與醫學體系是否能因應變遷,提供足夠的檢測照護與論述支持。 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當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家庭與文化價值變動緩慢,齒輪時不時被卡絆,凍結的人口成長有機會回溫嗎?
「我們必須認清,人口萎縮是必然的。」鄭雁馨認為,生育率下滑已非一日之秋,現階段只能減緩速度。綜觀來看,已婚夫妻的生育狀況並不悲觀,了解結婚率下滑的原因是較直接的目標。但相較於日本早已進行系統性研究,臺灣對未婚圖像的掌握始終蒼白貧乏。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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