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時代波瀾的中、西醫之爭
圖｜研之有物
午後，採訪團隊來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與雷祥麟研究員談論引發熱議的民初中國醫學史著作。雷老師和善且謙虛，談吐顯而易見他熾熱的學者魂，對生活無處不充滿洞察及反思，《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一書明鏡般折射出他的狀態。
談起寫作初衷，除了學術企圖之外，父親罹癌亦是原因之一：「大學畢業時，父親得癌症，那時候看到父親很不舒服，時有脹氣，友人便推薦一本在臺灣非常暢銷的中醫食療書給我。」
那是雷祥麟第一次接觸中醫，他不僅參考書中療法來緩解父親的脹氣，自己也嘗試了一些做法，而感到很有幫助。直到某日，當他一如既往在工作前為自己泡杯咖啡，猛地想起書中曾說過，不能在熱咖啡裡加冰奶精，會造成陰陽水，在兩種極為不同的溫度刺激之下，將導致神經系統混亂，有礙健康。
「那時我就想，啊！如果我相信這個的話，那化學系不就白唸了。就科學的角度來說，熱咖啡加入冰奶精後，會迅速透過水分子來進行熱交換，一旦熱交換完成，溫度就達到平衡。再不然攪拌一下，也能加速達成熱平衡，應該不需要擔心水中部分高溫、部分冰冷的現象。」
在端起咖啡杯的瞬間，雷祥麟意識到，直到今日中、西文化的兩種思維仍持續碰撞，並具體呈現在日常大小事中，引人好奇深究。
一杯咖啡，讓雷祥麟意識到，中、西文化的不同思維至今仍持續碰撞。 圖｜研之有物
從罵人的話開始：非驢非馬的雜種醫
《非驢非馬》一書的問題意識便由此而來：19 世紀以來，東方知識傳統幾乎被西方現代科學取代，中醫一度被視為現代性的對立面，曾是人們急欲捨棄的舊習。
然而，為何在百年來現代化浪潮的挑戰下，中醫不但沒有被覆滅，甚至反向傳播到世界各地？1920-1930 年代的中國醫學，面對西方意識形態席捲東方，無論是在政治或科學方法上，它們歷經何種批判、衝突、抗爭與新生？
時間回到 1929 年，中國爆發了影響中醫存續的「國醫運動」，這是一場有上百個組織參與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導火線來自以余巖為首的反對派發起的中國醫學革命。
余巖本名余雲岫，是留日返鄉的西醫師，主張醫學不分中西，應全面採用現代醫學。他在 1928 年反覆提出「醫學革命」一詞，並說到：「痛舊醫之不由科學、醫政之不統一、衛生設施之多窒礙，而東方病夫之誚不能滌除。」
余巖認為中國病根出在欠缺現代化衛生觀、且不科學化，解決這種不統一的辦法在於根本性廢止中醫。同為反對派陣線者還包括汪企張、龐京周、范守淵等西醫師，他們成立了上海醫師公會，堅決擁護自身論點。
更進一步的廢止行動在 1929 年初，由身為中央委員會一員的余巖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更加詳盡說明中醫無用論，其中包括：一、中醫無法提供具體統計數據，比如病患死因、疾病種類等；二、中醫是現代科學進步的絆腳石，中醫說法使民眾遠離傳染病防治、細菌學說等進步思想。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聲明引發 131 個組織、262 名代表反彈（除了中醫師參與外，上海總商會的商業精英代表也參與其中），決議建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訴求將中醫提升為具國族代表性的「國醫」，並爭取創立「國醫館」。這是當時中醫師所面臨的真實處境，這不僅是知識鬥爭，更是關乎中、西文化價值的政治鬥爭。
事實上，此時參與「國醫運動」的中醫，已日漸不同於傳統社會中的儒醫，他們面臨現代化浪潮的挑戰，並沒有陷入故步自封的疆局，為了與西醫競爭國民政府的支持，他們開始思索如何與新時代追求的「科學化」協商出新局。
國醫館籌備成立大會謁陵留影。可看到許多成員著長袍馬褂，雖然外表傳統，但其組織章程第一條即指出：「本館以採用科學方式整理中國醫藥，改善療病及製藥方法為宗旨。」究其緣由應是配合國民政府的科學化政策，以求獲得資助。 圖｜雷祥麟提供
"《非驢非馬》一書之定名，即試圖捕捉、勾勒出中醫在轉變過程中，所遭逢的批判與衝擊。"
回歸「非驢非馬」詞彙本意，指稱事物既不像驢，也不像馬，不倫不類，這個詞彙被反對派拿來批判當時欲將中醫科學化的醫師及研究者。反對派認為，就算中醫真的被科學化，必定扭曲了東、西方任何一端的傳統，如同不會繁殖的騾子，是自尋死路的四不像。
此外，雷祥麟在書中還用了「雜種醫」一詞，在華人文化中「雜種」是一個侮辱性極強的字眼，但唯有感同身受當時中醫遭逢的鄙夷處境，我們才有可能理解 1930 年代支持這群雜種醫所必須面臨的挑戰。
有趣的是，如果用「物種形成」（speciation）的概念來看所謂的「雜種」，將產生觀念的翻轉。這群混和傳統與現代知識 DNA 的「新中醫（國醫）」，已不同於傳統儒醫。他們彷彿正在適應存活新棲位（現代國家）的新物種，但在民國初年各方勢力的夾擊下，他們的生存空間仍岌岌可危。
報紙上的抗瘧處方，為諾貝爾獎鋪路的「常山」實驗
在如此激烈的對立氛圍下，不難想像「常山」案例的出現，帶給世人多大的啟發！
故事要從中國西南部山區、一所偏僻的學校醫務所說起。某日，學校警衛在報紙上看到一份治療瘧疾的處方，在七種藥材中有一味民間流傳的截瘧丸主成分「常山」。熱心的他抄錄了許多份處方，分發給校內的教職員，其中包括陳果夫主任。
常山究竟是什麼？根據 1944 年出版的《常山治瘧初步研究報告》，經由比較本草文獻對常山的描述，推測「雞骨常山」（Alstonia yunnanensis）應是具有抗瘧療效的中藥常山，而其植物基原應為虎耳草科的多年生落葉灌木植物（Dichroa febrifuga）。 圖｜Wikipedia (public domain)
陳果夫本身就是中醫倡議者，他將處方試驗於一名瘧疾病患身上，沒想到病患服用之後竟然完全康復，且「一躍而出，甚讚藥方之效。」陳果夫因而對常山充滿信心，決定與中央政治學校的醫務所合作，由程佩箴醫師組織的研究團隊，進行常山初步效用實驗。
然而，對於講究標準研究程序的西方科學來說，陳果夫實證常山療效的實驗方法缺乏可信度及說服力。依照標準研究程序，應按照「化學分析＞動物實驗＞臨床應用＞人工合成＞改良結構」的步驟進行實驗。
但陳果夫卻以「臨床實驗＞動物實驗＞化學分析＞再試驗及人工合成＞改良結構」來進行研究。對於當年的科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挑戰科學倫理的爭議作法，該實驗方法甚至被譏諷為「倒行逆施的 54321 程序」。
這恐怕也是當時中醫為人詬病的一點，儘管某些處方已流傳千百年，但在沒有經過科學實證療效之下，就直接適用在人體治療上，挑戰了西方現代科學的底線。
顛倒研究程序的爭議在於，直接進行臨床實驗，服用未經科學實證療效的中藥，是否符合科學倫理規範。 圖｜研之有物
然而，正是因為陳果夫先進行臨床實驗，才能使人們注意到常山的療效，再加上其政治手腕的協助，得到蔣介石的金援支持，最終使常山被送入配備較完善的實驗室，以及多間國外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成功獲得突破性的成果。
1940 年代證實中藥常山能治療瘧疾的前例，也間接促使中國政府在 1960 年代的越戰中，決定投入龐大資源尋找其他可以治瘧的中藥。
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屠呦呦，從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獲得靈感。書中提到以絞汁方式取得的青蒿汁液能抗瘧，她因而推測青蒿中的成分不耐高溫，改以沸點較低的乙醚萃取有效成分。歷經多次失敗，終在 1971 年得到抗瘧效果極佳的青蒿提取物。這一系列與青蒿素相關的研究，讓屠呦呦於 2015 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
值得反思的是，在屠呦呦團隊獲獎後，人們汲汲於追問研究成果究竟該歸功於誰？是「傳統中醫」或「現代科學」？這起因於人們仍設想「中醫」和「科學」是涇渭分明的兩個知識體系。然而，如果我們了解早在民國初年，就有許多中醫倡議者與科學家投入探索結合兩者的方式，將改變我們對近代中國醫學發展的認知。
2015 年諾貝爾醫學獎頒給屠呦呦，表揚她創制新型抗瘧疾藥—青蒿素、雙氫青蒿素。 圖｜The Nobel Prize
倒退還是前進？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夢
此外，常山故事中不得不提的另一位人物是杜聰明。早在 1929 年，陳果夫著手研究常山之前（1940 年代），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就曾公開表示，常山是值得研究的漢藥。
這是一個發人深省的觀察，身為臺灣醫學現代性領航人的杜聰明，為何支持幾乎要被輿論淘汰的「前現代中醫」？如果中醫真的是批判者口中的非驢非馬，為何杜聰明要持續推動這項落後、不科學的計畫呢？
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 圖｜雷祥麟提供
今日我們對杜聰明的認識主要聚焦在他對鴉片、蛇毒的研究貢獻，卻經常忽略他對「漢藥」做出的前瞻研究成果。
杜聰明曾主張以「實驗治療學」（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註）來研究漢藥，並兩度建議日本政府成立「漢醫醫院」，可惜這些現今看來極具發展價值的願景，在當時追求現代化的社會背景下無法實現。
這個夢想中的漢醫醫院，並不是基於現代醫院體制而建立的醫院，反而更像是專責施行實驗治療學的實驗室。醫院不任意接受外來病患，且病房只有二十張床，當患者服用漢藥處方後，會藉由精密的學理方法，研究、記錄藥物療法是否有效。
由此可知，杜聰明對漢藥的研究發想與陳果夫雷同，均採用實際治療先行的方法，於人體認定藥物療效後，再移至實驗室抽出有效成分來進行研究。但有別於陳果夫的身分立場（他既不是醫生，也不是科學家），杜聰明深切明白此研究方法易引發爭議，但他仍秉持科學家的精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面對違反研究倫理的質疑，杜聰明提出實際治療得以進行的前提：首先用在人體的藥量，須在治療量範圍內（中毒量以下）；同時要進行動物實驗，研究不同藥量所產生的作用；還要先經過合理的藥理學實驗，以確保患者的用藥安全。
不僅如此，在他所發表的多篇文章中，唯一提到可用於此種逆向研究程序的例子，正是「常山」！令人訝異的是，他的發表早於陳果夫十多年。
杜聰明是少數擁有條件資源，又積極想鑽研傳統醫療的科學家。他的漢醫醫院藍圖，以及研究常山的前瞻性思維，預見了傳統醫療結合東亞醫療現代性的可能。遺憾的是，他的理想未能在臺灣當時的社會環境中實現，但他的行動卻為未來世代開啟了一扇珍貴的研究窗口。
從特例看通例，反思科學轉譯的不對稱關係
常山案例之研究，是雷祥麟第一篇刊登出來的英文論文，如同常山的實驗爭議般，論文剛推出時曾遭遇其他學者的質疑。有人認為這篇文章不太像科學史的研究，比較偏向中醫研究；另有人認為只引用常山當案例，會有以偏概全的情形，不具備研究的代表性。
雷祥麟在為自身研究開路的過程中，面臨學界必經的辯論挑戰，並逐漸理清自身研究的價值所在：
"史學研究中有一種研究法，叫做「微觀史」（Micro-history），意指我們可以透過研究「特例」，來讓人們對於一般的通例產生全新的理解與洞察。"
常山的案例就是在微觀史的脈絡下被寫出。在訴求中醫科學化的歷程中，常山乃至中藥整體，皆經歷了「再網絡化」的程序，被轉譯入西醫體制中，並被預設了一個高度不對稱的關係。
民初接受西式教育的科學家，比較關切自身領域認可的知識、欲達成的目標，除此之外的傳統中醫社會技術網絡（包括本草文獻、中醫師、診療經驗、在地藥房等）並不在他們的考量內，導致科學轉譯的過程喪失了有價值的中醫元素。
例如在常山的案例中，科學家一心只想從常山分離出能夠殺死瘧原蟲的化合物，卻忽略了病患吃的處方中，另有其他六種中藥，能夠緩解常山造成的嘔吐副作用。
古人如何找到減緩常山毒性的其他藥草？每種藥草的比例要多少？搭配什麼樣的煎煮方式、食物禁忌，可以發揮中藥的最佳療效？這些都是中醫歷經千百年來累積的珍貴知識經驗，卻在轉譯過程中遭毀棄。
中醫真的活下來了？尚未定案的中醫發展史
雷祥麟老師為採訪團隊簽書。距離英文版出版相隔十年，中文版終於和臺灣讀者見面，實現他想寫一本與大眾對話書籍的夢想。 圖｜研之有物
2014 年《非驢非馬》英文版出版後，榮獲美國醫學史學會 William Welch Medal 獎項，被醫學史界認可具有重大貢獻。相隔十年（2024 年），重新修訂的中文版終於和臺灣讀者見面，雷祥麟也收到許多有中醫背景或就醫經驗的讀者迴響。
曾有中醫師讀者表示，書中的內容寫出了他心中的血淚斑斑，許多埋藏在心裡多年的疑問，可透過《非驢非馬》系統性地看見，並理解早在一百多年前，這些問題就已浮現。
舉例來說，原先在中醫的概念中，並不知道人體有「尿管」的存在，直到西方解剖書《Gray’s 醫用解剖學》（Gray’s Anatomy for Student）中譯本發行後，才將泌尿管知識放入中醫醫學。換句話說，現代的中醫醫學其實是經過空前挑戰、持續研究後，逐漸調整而成的結果，許多困惑早已延續一百年，沒有這麼容易解決。
事實上，雷祥麟在《非驢非馬》中提出的問題意識，直到今日都沒有一定的答案：「常山案例的研究，還有一個非常獨特之處，平常的科學史都是已獲得結論、在課本中塵埃落定，但中醫、漢醫都還在敵背之中，所有在裡面努力的人均在掙扎、思考中。」
雷祥麟從原先的化學研究領域，跨入史學研究中，最後書寫醫學史的博士論文。問起十足跨域且複雜的學習背景，對於書寫《非驢非馬》有何影響？他提及書寫過程讓他再次體會，過往在實驗室的經驗是重要基礎，而歷史讓他得以跳躍到另一端，將科學看作歷史的一環。
《非驢非馬》展現了雷祥麟對於「現代性」議題多元且創新的思辯觀點，透過跨域的視角轉換，在沙漠開出花海、種子長成蓊鬱樹林。
採訪結束後，雷祥麟老師帶大家到「胡適紀念館」參觀胡適故居。聊起故居內配備了當年最先進的廁所，以符合胡適對衛生的重視，而推行公共衛生政策以預防傳染病，正是在民國初年傳入中國的新觀念。 圖｜研之有物
註：「實驗治療學」為杜聰明 1926-1928 年前往歐美壯遊各頂尖實驗室後，企圖在臺灣發展的新研究法：將藥理學研究與臨床治療相結合，結合方式便是直接在患者身上進行人體實驗。一方面，可將藥理學關於藥物作用的知識，應用到治療病人的實際問題上。另一方面，可知道原本來自動物實驗的藥理知識，在人體上的作用有無差異？功效如何？並研究如何強化療效、減輕副作用。
採訪撰文｜劉庭妤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