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的幕後告白
![謝國雄長年從事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研究,近年來將奠基多年的研究經驗、與學生的教學相長內容集結出版,並在《臺灣社會學》主編任內邀請作者撰寫「幕後告白」,期許不同世代的所思所學得以傳承交流。 圖|研之有物](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314437.jpg)
謝國雄長年從事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研究,近年來將奠基多年的研究經驗、與學生的教學相長內容集結出版,並在《臺灣社會學》主編任內邀請作者撰寫「幕後告白」,期許不同世代的所思所學得以傳承交流。 圖|研之有物
2023 年 12 月,謝國雄老師出版《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將多年從事田野工作與質化研究的經驗、心得與心法,和盤托出,分享學界。
在具體的案例、與經典的綿密對話中,謝國雄回顧了學術如何作為一種回應個人處境和世界的行動,有諄諄解謎,也有溫煦自剖。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強調「存在感」──研究者為何從事研究?研究背後的終極關懷為何?此外,還包括研究所採用的「技法」、欲探索的「基本議題」,以及如何建構研究對象的「認識論」,四者在實作上緊密相連、彼此呼應。
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生經驗,讓謝國雄投身臺灣勞動研究長達 30 多個年頭,並發展出這套環環相扣的方法論呢?
「存在感」震撼的時刻
三個關鍵的「存在感」時刻影響了謝國雄的學術生涯。
謝國雄於 1980 年代赴美留學,當時學界對臺灣的經濟奇蹟已提出諸多解釋,多將其歸功於政府的產業與外匯政策。
然而,60 至 70 年代生長在勞動階級家庭的謝國雄,身處「家庭即工廠」的現場,看到母親辛勤縫製成衣、自己不時也要動手幫忙折商標,疑惑悄悄在心中萌芽:「遍佈家家戶戶的勞動大軍,不才是經濟起飛的主角嗎?為何沒有獲得重視?」
「大有為政府」觀點與生活經驗之間的巨大落差,成為謝國雄在博士論文欲解答的謎題:帶來臺灣經濟發展的外銷導向工業化(經濟奇蹟)如何可能?
他發現,臺灣的外包網絡十分關鍵:貿易商將美國的訂單發包給工廠、代工坊或家庭代工,按件計酬,以因應大量、時而波動的美國市場。當中的發包者、代工廠、外包點、家庭代工等,皆容易設立和參與,促使許多勞動者「黑手變頭家」,以小資本開設小型工廠。
![桃園馬祖新村婦女正帶著孩子做平底鞋加工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460693.jpg)
桃園馬祖新村婦女正帶著孩子做平底鞋加工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第二個受存在感震撼的時刻,發生在 1990 年代初期,謝國雄在臺北縣勞工局擔任勞工輔佐人,陪伴勞動者調解勞資糾紛。他親眼目睹資方在一左一右兩位律師的陪同下走進會議室,那一刻他感受到身邊勞工朋友的勢單力薄、法律之前並非人人平等的殘酷。
在法律攻防中,資方、資方律師、勞方、公務員對調解情境的認知,依身分不同而相異,各有不同的說法與論證,湧現了社會面貌的多種層次,這讓謝國雄體會到:
"社會學者想要研究的「社會生活」,不是一塊在自然中等待被發現的「石頭」,而是各種人群不斷互動、建構出來的動態過程。"
「我成為田野的一份子,是現場行動者之一,身處現場的同時,還要保持距離做研究,我稱之為『參與實作』。」這段經驗衝擊謝國雄的存在感與認識論,讓他體會到研究者與報導人共同建構社會現象,彼此「既融且隔」。
放下虧欠,學術研究也能回饋報導人
另一個參與實作觸發存在感的時刻,出現在 1990 年代末期。謝國雄參與籌備高雄市勞工博物館,首要工作是定位博物館的存在意義。他談起當時一位籌備委員的擔憂:「如果有阿公帶孫子來參觀,看完後卻教訓孫子說,以後你要好好讀書,不然就會像他們一樣做工!這樣勞工博物館就完全喪失意義了。」
為了扭轉長期遭貶抑的勞動者價值,博物館必須成為社會溝通的平台。不過,在賦予博物館血肉前,得先釐清:高雄勞動者的面貌為何?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謝國雄與紀錄片工作者合作,訪談高雄各行各業的退休勞工,製作口述歷史與影像紀錄,共累積 70 多位報導人、200 多小時的訪問素材。在這樣的互動中,訪談不再只是單向的「interview」,而是雙向的「inter-views」(對談),擴大了彼此的思考與想像空間。
![高雄市勞工博物館 圖|文化部博物之島](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582337.jpg)
高雄市勞工博物館 圖|文化部博物之島
謝國雄觀察到:「當你傾聽、讓報導人好好訴說他們的生命故事,你會發現,口述史訪談本身對他們產生激勵、提升自尊的作用,同時也讓社會學者獲得肯定自我的力量。」
之所以有此感觸,起因於謝國雄內心深處一直藏著的虧欠感,他常在想,如何在盡量不打擾報導人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做研究、寫論文能提供報導人什麼回饋?
這份虧欠感,除了來自如何回饋報導人的焦慮,也是為了回應時代呼喚。
1980 年代末,謝國雄學成回國任教,適逢解嚴後社會運動興起,許多學生在運動第一線衝鋒陷陣,他也面對「做研究還是搞運動」的理念拉扯。在巨變的外在環境中,謝國雄最後選擇專注於學術角色,以原創研究作為回應社會的解方。
「當時做了重大決定,就是要當『蛋頭學者』!」謝國雄笑說,然而「各種介入的誘惑、道德的呼喚,還是會覺得有所虧欠,這種虧欠感跟著我一輩子。」
在籌備勞工博物館與做勞工口述歷史的過程中,他發現即便是研究過程本身也能提升報導人的自我價值,才稍稍減緩長久累積的虧欠,同時也帶來了認識論上的轉變。
在不同的參與實作中,謝國雄發覺,行動者不論如何卑微、弱勢,都有能動的一面,並非被制度單方面決定。因此,如果研究視角僅聚焦在制度或結構,看到的社會生活將是片面、局部與扁平的。
"研究者必須深入了解報導人如何主動探索與應對制度。"
例如勞動研究者常探討勞基法的保障、勞資爭議制度,但勞工自身又是如何理解及應對這些法規與制度呢?如想理解報導人的主觀意義世界,必須讓報導人的認識論與存在感也成為研究的一部分,構成環環相扣的「四位一體」。
幾個存在感震撼的關鍵時刻,刺激謝國雄不斷調整自己的學術信念,也一步步提煉出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存在感共冶的「四位一體」。他常勉勵學生:「當你有機會經歷存在感觸動的時刻,請一定要好好感受與反思,這將大幅影響你的研究,甚至你的生命。」
未來的社會學:看見社會生活的另類可能
謝國雄認為,在社會學之道上有三座里程碑: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的「社會學想像」(Mills 1959)、凸顯日常生活創造性的「民族誌想像」(Willis 2000),以及敦促研究者與常識保持距離、並加以重新建構的「社會學技藝」(Bourdieu et al. 1991[1968])。
謝國雄發展出「四位一體」架構來定位與整合三者,並提出系統性的具體操作方法,來實踐整合後的社會學之道。此外,他更嘗試超越三者,指出四位一體可以成為新世紀的社會學想像。
![社會學之道上,三座里程碑與四位一體關係圖。 圖|研之有物](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335753.jpg)
社會學之道上,三座里程碑與四位一體關係圖。 圖|研之有物
此外,謝國雄也反思西方中心的學術典範:理論與方法的二分、質化與量化研究的涇渭分明,是否可以全面且有效地勾勒社會生活的運作?他以自身研究經驗與各種案例來說明:理論與方法、計量資料與質化資料,在動態的研究過程中,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謝國雄也嘗試建立本土的方法論,提出立基在臺灣社會的「社會學想像」,藉此證明:西方的主流社會學研究方法,只是眾多可能性之一,源自臺灣的在地經驗並非只是一個案例,而是能為實作方法帶來普遍性的貢獻。
「只是眾多可能性之一」的想法還關乎研究議題的拓展。社會學大多探討過去已發生,或當下正在發生的現象,較少探討未來。但日新月異的科技開啟了龐大的可能性。如何偵測這些可能性,並從中做出恰當的選擇,是當代社會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另類可能」的問題意識就此浮上檯面,讓我們體會到:當下的現實並非命定,僅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另類可能限縮了「不可能」(the impossible)的邊界,擴張「可能的」(the possible)邊界。再者,選擇想像其他的可能,也意味著期盼更圓滿的未來,這都將深刻地影響社會學研究的各個面向。
"重視另類可能,將改變我們對社會現實和既有秩序的看法,有扭轉、更新研究視角的作用。"
![謝國雄拿著新書,與我們暢談奠基於四位一體方法論的社會學另類可能。 圖|研之有物](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360957.jpg)
謝國雄拿著新書,與我們暢談奠基於四位一體方法論的社會學另類可能。 圖|研之有物
來自小說的啟發!什麼事只有小說家才做得到?
不過,比起枯燥的社會學理論,綻放狂野創意的虛構小說,似乎更能啟發人們對「另類可能」的想像。
「社會學家常被困在現實裡!」謝國雄在談笑之間接著問到:「你們覺得有什麼事,其他人做不到,只有小說家才做得到?」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揭曉答案:是探討人類存在的可能性。
"文學的虛構本質與更趨近真實的象徵力,對社會學研究的啟發可說不容小覷。"
小說家卡夫卡善於描繪人在官僚科層制度中的種種荒謬,他把司法體系與辦公室比喻成迷宮,人們在其中闖蕩的歷程如同一部史詩。
如昆德拉指出的,卡夫卡勾勒出的世界,「跟任何已知的現實都不相似,這是人類世界的一種極端並且未實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背後隱約浮現,而且似乎預示著未來」;卡夫卡捕捉到了存在的某種可能性。
![卡夫卡在小說《城堡》中,描述一名土地測量員 K 要前往城堡工作,因拿不出證明而遭到嚴厲盤查。他費盡心機、東奔西跑,卻至死都沒能進入城堡。此處的城堡象徵官僚科層制度,如同一座巨大迷宮,人們始終無法進到權力中心,而其存在目的是確保權力的鞏固。 圖|DALL-E 3, GPT 4](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381925.jpg)
卡夫卡在小說《城堡》中,描述一名土地測量員 K 要前往城堡工作,因拿不出證明而遭到嚴厲盤查。他費盡心機、東奔西跑,卻至死都沒能進入城堡。此處的城堡象徵官僚科層制度,如同一座巨大迷宮,人們始終無法進到權力中心,而其存在目的是確保權力的鞏固。 圖|DALL-E 3, GPT 4
「社會學者應多閱讀虛構小說,才能『腦補』、拓展同理心,偵測另類可能。」謝國雄有感而發地說。
小說的想像力構想出另一個極端而荒謬的世界,警示既存社會秩序潛在的可能威脅,這是社會學家可以學習的「想像另類可能」與警覺「反烏托邦」(dystopia)危機,意即要留意過度美化另類可能所帶來的反效果。當然,社會學家最後還是要以研究去驗證這些另類可能。
社會學家如何接地氣?為大眾寫本社會書吧!
![謝國雄多年來致力推動社會書出版,他從身後的書架拿出學生寫的書,與我們分享社會書的寫作重點與貢獻。 圖|研之有物](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418317.jpg)
謝國雄多年來致力推動社會書出版,他從身後的書架拿出學生寫的書,與我們分享社會書的寫作重點與貢獻。 圖|研之有物
學者常囿於學術規範,無法寫虛構小說,但撰寫「社會書」卻成為另一種可能,也就是將扎實的社會學研究,以讀者可以親近的方式改寫呈現。這是謝國雄多年來致力推動的工程──引介臺灣社會學會「田野工作獎」得獎作品改寫成社會書。
例如他在清大社會所的導生吳偉立,將論文改寫成《血汗超商》(2010),探討超商的加盟制度與運作機制。多位超商加盟主讀了此書後,還因此成立互助協會,展現學術研究的動員效果。
清大社會所涂曉蝶的《失去青春的孩子》(2022)則以美髮建教合作班學生為主角,探討建教生面對不合理的待遇卻還投入、建教合作的美意最後變成惡果等弔詭現象。本書出版後引起美髮業者的熱烈討論。
謝國雄擔任口委的幾本論文也改寫成社會書。清大社會所謝嘉心的《我的黑手父親》(2021)探討為何以自身手藝與功夫為傲的父親,竟不希望子女繼承父業。
臺大社會所劉若凡的《成為他自己》(2015)描述體制外學校「全人中學」從誕生、崩解到重生的過程,探討教育實驗帶來的各種可能與效應。臺大城鄉所蔡宛芸的《超級外送員》(2023)則是研究者親自擔任外送員,站在第一線觀察零工經濟的現實與陰暗。
上述社會書取材本土議題與社會脈絡,可增進讀者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深入認識,但謝國雄特別提醒:社會書雖面向大眾,但仍要奠基於扎實的原創研究。先有經得起嚴格學術檢驗的研究成果,再來思考友善讀者的呈現方式,試圖在故事中呈現論證主軸與原創觀點。
"好的社會書能促成讀者的反思與成長、開啟公共辯論空間、修正不公的政策與制度,以及提出另類可能與理想,貢獻可能比學術論文更大!"
謝國雄肯定社會書的貢獻,但在閱讀轉型、紙本出版市場式微的不利環境下,如何打造生產社會書的健全生態?
他建議,首先要培養兼具學術專長與改寫長才的專業編輯。其次,設立各種獎學金與獎項,鼓勵社會書的寫作。第三,開發各種周邊商品,以紙本書作為「數位內容」,發展短影音、動漫、戲劇、電影等各種形式的創作。第四,鼓勵中小學採用社會書作為教材,擴大社會書的市場。
學生出書,為師的謝國雄與有榮焉,那自己可有計畫為大眾寫本社會書?這位嚴謹的研究者小心回答:「有的。」主題與取徑仍聚焦於帶他走上研究旅途的初衷:臺灣人如何理解資本主義?這可能發展為一本獻給全民的《臺灣資本論》。
不論身處何方,謝國雄回應時代、描繪社會秩序的炙熱眼光絲毫不減,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圖|研之有物](https://img.natgeomedia.com/userfiles/sm/sm1920_images_A1/17274/2024053152439441.jpg)
圖|研之有物
採訪撰文|王舜薇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