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的幕後告白
謝國雄長年從事資本主義在臺灣的發展研究，近年來將奠基多年的研究經驗、與學生的教學相長內容集結出版，並在《臺灣社會學》主編任內邀請作者撰寫「幕後告白」，期許不同世代的所思所學得以傳承交流。 圖｜研之有物
2023 年 12 月，謝國雄老師出版《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將多年從事田野工作與質化研究的經驗、心得與心法，和盤托出，分享學界。
在具體的案例、與經典的綿密對話中，謝國雄回顧了學術如何作為一種回應個人處境和世界的行動，有諄諄解謎，也有溫煦自剖。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強調「存在感」──研究者為何從事研究？研究背後的終極關懷為何？此外，還包括研究所採用的「技法」、欲探索的「基本議題」，以及如何建構研究對象的「認識論」，四者在實作上緊密相連、彼此呼應。
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生經驗，讓謝國雄投身臺灣勞動研究長達 30 多個年頭，並發展出這套環環相扣的方法論呢？
「存在感」震撼的時刻
三個關鍵的「存在感」時刻影響了謝國雄的學術生涯。
謝國雄於 1980 年代赴美留學，當時學界對臺灣的經濟奇蹟已提出諸多解釋，多將其歸功於政府的產業與外匯政策。
然而，60 至 70 年代生長在勞動階級家庭的謝國雄，身處「家庭即工廠」的現場，看到母親辛勤縫製成衣、自己不時也要動手幫忙折商標，疑惑悄悄在心中萌芽：「遍佈家家戶戶的勞動大軍，不才是經濟起飛的主角嗎？為何沒有獲得重視？」
「大有為政府」觀點與生活經驗之間的巨大落差，成為謝國雄在博士論文欲解答的謎題：帶來臺灣經濟發展的外銷導向工業化（經濟奇蹟）如何可能？
他發現，臺灣的外包網絡十分關鍵：貿易商將美國的訂單發包給工廠、代工坊或家庭代工，按件計酬，以因應大量、時而波動的美國市場。當中的發包者、代工廠、外包點、家庭代工等，皆容易設立和參與，促使許多勞動者「黑手變頭家」，以小資本開設小型工廠。
桃園馬祖新村婦女正帶著孩子做平底鞋加工 圖｜國家文化記憶庫
第二個受存在感震撼的時刻，發生在 1990 年代初期，謝國雄在臺北縣勞工局擔任勞工輔佐人，陪伴勞動者調解勞資糾紛。他親眼目睹資方在一左一右兩位律師的陪同下走進會議室，那一刻他感受到身邊勞工朋友的勢單力薄、法律之前並非人人平等的殘酷。
在法律攻防中，資方、資方律師、勞方、公務員對調解情境的認知，依身分不同而相異，各有不同的說法與論證，湧現了社會面貌的多種層次，這讓謝國雄體會到：
"社會學者想要研究的「社會生活」，不是一塊在自然中等待被發現的「石頭」，而是各種人群不斷互動、建構出來的動態過程。"
「我成為田野的一份子，是現場行動者之一，身處現場的同時，還要保持距離做研究，我稱之為『參與實作』。」這段經驗衝擊謝國雄的存在感與認識論，讓他體會到研究者與報導人共同建構社會現象，彼此「既融且隔」。
放下虧欠，學術研究也能回饋報導人
另一個參與實作觸發存在感的時刻，出現在 1990 年代末期。謝國雄參與籌備高雄市勞工博物館，首要工作是定位博物館的存在意義。他談起當時一位籌備委員的擔憂：「如果有阿公帶孫子來參觀，看完後卻教訓孫子說，以後你要好好讀書，不然就會像他們一樣做工！這樣勞工博物館就完全喪失意義了。」
為了扭轉長期遭貶抑的勞動者價值，博物館必須成為社會溝通的平台。不過，在賦予博物館血肉前，得先釐清：高雄勞動者的面貌為何？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謝國雄與紀錄片工作者合作，訪談高雄各行各業的退休勞工，製作口述歷史與影像紀錄，共累積 70 多位報導人、200 多小時的訪問素材。在這樣的互動中，訪談不再只是單向的「interview」，而是雙向的「inter-views」（對談），擴大了彼此的思考與想像空間。
高雄市勞工博物館 圖｜文化部博物之島
謝國雄觀察到：「當你傾聽、讓報導人好好訴說他們的生命故事，你會發現，口述史訪談本身對他們產生激勵、提升自尊的作用，同時也讓社會學者獲得肯定自我的力量。」
之所以有此感觸，起因於謝國雄內心深處一直藏著的虧欠感，他常在想，如何在盡量不打擾報導人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做研究、寫論文能提供報導人什麼回饋？
這份虧欠感，除了來自如何回饋報導人的焦慮，也是為了回應時代呼喚。
1980 年代末，謝國雄學成回國任教，適逢解嚴後社會運動興起，許多學生在運動第一線衝鋒陷陣，他也面對「做研究還是搞運動」的理念拉扯。在巨變的外在環境中，謝國雄最後選擇專注於學術角色，以原創研究作為回應社會的解方。
「當時做了重大決定，就是要當『蛋頭學者』！」謝國雄笑說，然而「各種介入的誘惑、道德的呼喚，還是會覺得有所虧欠，這種虧欠感跟著我一輩子。」
在籌備勞工博物館與做勞工口述歷史的過程中，他發現即便是研究過程本身也能提升報導人的自我價值，才稍稍減緩長久累積的虧欠，同時也帶來了認識論上的轉變。
在不同的參與實作中，謝國雄發覺，行動者不論如何卑微、弱勢，都有能動的一面，並非被制度單方面決定。因此，如果研究視角僅聚焦在制度或結構，看到的社會生活將是片面、局部與扁平的。
"研究者必須深入了解報導人如何主動探索與應對制度。"
例如勞動研究者常探討勞基法的保障、勞資爭議制度，但勞工自身又是如何理解及應對這些法規與制度呢？如想理解報導人的主觀意義世界，必須讓報導人的認識論與存在感也成為研究的一部分，構成環環相扣的「四位一體」。
幾個存在感震撼的關鍵時刻，刺激謝國雄不斷調整自己的學術信念，也一步步提煉出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存在感共冶的「四位一體」。他常勉勵學生：「當你有機會經歷存在感觸動的時刻，請一定要好好感受與反思，這將大幅影響你的研究，甚至你的生命。」
未來的社會學：看見社會生活的另類可能
謝國雄認為，在社會學之道上有三座里程碑：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的「社會學想像」（Mills 1959）、凸顯日常生活創造性的「民族誌想像」（Willis 2000），以及敦促研究者與常識保持距離、並加以重新建構的「社會學技藝」（Bourdieu et al. 1991[1968]）。
謝國雄發展出「四位一體」架構來定位與整合三者，並提出系統性的具體操作方法，來實踐整合後的社會學之道。此外，他更嘗試超越三者，指出四位一體可以成為新世紀的社會學想像。
社會學之道上，三座里程碑與四位一體關係圖。 圖｜研之有物
此外，謝國雄也反思西方中心的學術典範：理論與方法的二分、質化與量化研究的涇渭分明，是否可以全面且有效地勾勒社會生活的運作？他以自身研究經驗與各種案例來說明：理論與方法、計量資料與質化資料，在動態的研究過程中，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
謝國雄也嘗試建立本土的方法論，提出立基在臺灣社會的「社會學想像」，藉此證明：西方的主流社會學研究方法，只是眾多可能性之一，源自臺灣的在地經驗並非只是一個案例，而是能為實作方法帶來普遍性的貢獻。
「只是眾多可能性之一」的想法還關乎研究議題的拓展。社會學大多探討過去已發生，或當下正在發生的現象，較少探討未來。但日新月異的科技開啟了龐大的可能性。如何偵測這些可能性，並從中做出恰當的選擇，是當代社會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
「另類可能」的問題意識就此浮上檯面，讓我們體會到：當下的現實並非命定，僅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另類可能限縮了「不可能」（the impossible）的邊界，擴張「可能的」（the possible）邊界。再者，選擇想像其他的可能，也意味著期盼更圓滿的未來，這都將深刻地影響社會學研究的各個面向。
"重視另類可能，將改變我們對社會現實和既有秩序的看法，有扭轉、更新研究視角的作用。"
謝國雄拿著新書，與我們暢談奠基於四位一體方法論的社會學另類可能。 圖｜研之有物
來自小說的啟發！什麼事只有小說家才做得到？
不過，比起枯燥的社會學理論，綻放狂野創意的虛構小說，似乎更能啟發人們對「另類可能」的想像。
「社會學家常被困在現實裡！」謝國雄在談笑之間接著問到：「你們覺得有什麼事，其他人做不到，只有小說家才做得到？」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揭曉答案：是探討人類存在的可能性。
"文學的虛構本質與更趨近真實的象徵力，對社會學研究的啟發可說不容小覷。"
小說家卡夫卡善於描繪人在官僚科層制度中的種種荒謬，他把司法體系與辦公室比喻成迷宮，人們在其中闖蕩的歷程如同一部史詩。
如昆德拉指出的，卡夫卡勾勒出的世界，「跟任何已知的現實都不相似，這是人類世界的一種極端並且未實現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我們的現實世界背後隱約浮現，而且似乎預示著未來」；卡夫卡捕捉到了存在的某種可能性。
卡夫卡在小說《城堡》中，描述一名土地測量員 K 要前往城堡工作，因拿不出證明而遭到嚴厲盤查。他費盡心機、東奔西跑，卻至死都沒能進入城堡。此處的城堡象徵官僚科層制度，如同一座巨大迷宮，人們始終無法進到權力中心，而其存在目的是確保權力的鞏固。 圖｜DALL-E 3, GPT 4
「社會學者應多閱讀虛構小說，才能『腦補』、拓展同理心，偵測另類可能。」謝國雄有感而發地說。
小說的想像力構想出另一個極端而荒謬的世界，警示既存社會秩序潛在的可能威脅，這是社會學家可以學習的「想像另類可能」與警覺「反烏托邦」（dystopia）危機，意即要留意過度美化另類可能所帶來的反效果。當然，社會學家最後還是要以研究去驗證這些另類可能。
社會學家如何接地氣？為大眾寫本社會書吧！
謝國雄多年來致力推動社會書出版，他從身後的書架拿出學生寫的書，與我們分享社會書的寫作重點與貢獻。 圖｜研之有物
學者常囿於學術規範，無法寫虛構小說，但撰寫「社會書」卻成為另一種可能，也就是將扎實的社會學研究，以讀者可以親近的方式改寫呈現。這是謝國雄多年來致力推動的工程──引介臺灣社會學會「田野工作獎」得獎作品改寫成社會書。
例如他在清大社會所的導生吳偉立，將論文改寫成《血汗超商》（2010），探討超商的加盟制度與運作機制。多位超商加盟主讀了此書後，還因此成立互助協會，展現學術研究的動員效果。
清大社會所涂曉蝶的《失去青春的孩子》（2022）則以美髮建教合作班學生為主角，探討建教生面對不合理的待遇卻還投入、建教合作的美意最後變成惡果等弔詭現象。本書出版後引起美髮業者的熱烈討論。
謝國雄擔任口委的幾本論文也改寫成社會書。清大社會所謝嘉心的《我的黑手父親》（2021）探討為何以自身手藝與功夫為傲的父親，竟不希望子女繼承父業。
臺大社會所劉若凡的《成為他自己》（2015）描述體制外學校「全人中學」從誕生、崩解到重生的過程，探討教育實驗帶來的各種可能與效應。臺大城鄉所蔡宛芸的《超級外送員》（2023）則是研究者親自擔任外送員，站在第一線觀察零工經濟的現實與陰暗。
上述社會書取材本土議題與社會脈絡，可增進讀者對自身所處環境的深入認識，但謝國雄特別提醒：社會書雖面向大眾，但仍要奠基於扎實的原創研究。先有經得起嚴格學術檢驗的研究成果，再來思考友善讀者的呈現方式，試圖在故事中呈現論證主軸與原創觀點。
"好的社會書能促成讀者的反思與成長、開啟公共辯論空間、修正不公的政策與制度，以及提出另類可能與理想，貢獻可能比學術論文更大！"
謝國雄肯定社會書的貢獻，但在閱讀轉型、紙本出版市場式微的不利環境下，如何打造生產社會書的健全生態？
他建議，首先要培養兼具學術專長與改寫長才的專業編輯。其次，設立各種獎學金與獎項，鼓勵社會書的寫作。第三，開發各種周邊商品，以紙本書作為「數位內容」，發展短影音、動漫、戲劇、電影等各種形式的創作。第四，鼓勵中小學採用社會書作為教材，擴大社會書的市場。
學生出書，為師的謝國雄與有榮焉，那自己可有計畫為大眾寫本社會書？這位嚴謹的研究者小心回答：「有的。」主題與取徑仍聚焦於帶他走上研究旅途的初衷：臺灣人如何理解資本主義？這可能發展為一本獻給全民的《臺灣資本論》。
不論身處何方，謝國雄回應時代、描繪社會秩序的炙熱眼光絲毫不減，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圖｜研之有物
採訪撰文｜王舜薇
責任編輯｜田偲妤
美術設計｜蔡宛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