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干達的咖啡生產量在世界排名第八，跟祕魯不相上下，在非洲排名第二，僅次於衣索比亞。每一年，烏干達通常可產出300萬到400萬袋60公斤重的咖啡，只佔了全球產量的2-3%，遠少於巴西（5500萬袋）或越南（2500萬袋）等生產大國。烏干達農民種植的品種主要是羅巴斯塔（Robusta），這種咖啡的品質較差，通常用於商業量產，例如Folgers咖啡，而不是拿來賣給講究的咖啡行家。
然而，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咖啡已晉升為烏干達國內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產業，價值超過四億美元。咖啡占烏干達全國的出口營收的20%，烏干達咖啡總會（Uganda Coffee Federation）估計，1/5的烏干達人，大概有800萬人，收入大多數或全部源自咖啡。而全國約90%的咖啡由小農生產。
自1986年起開始統治烏干達並且把自己塑造為農民政治家形象的總統約韋里．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稱咖啡為「反貧窮作物」（anti-poverty crop），並且正在想辦法達成一個野心勃勃（當地許多專家認為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到2020年要讓咖啡生產量翻五倍，也就是2000萬袋。預估到2050年，全球咖啡需求量會倍曾，烏干達想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或許可解決長久以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尤其是農村的貧窮現象和影響1/4人口的糧食危機，以及33億美元的貿易赤字（烏干達花在進口石油的費用是從咖啡賺得收入的兩倍）。
但即使沒有氣候變遷的影響，挑戰依然很多。農民通常無法取得肥料、灌溉和高品質種子等基本工具，以及銀行貸款、農業培訓和市場數據等服務，也缺乏平滑的路面、加工設備等基礎建設。多數農地都很小，較大的只比足球場小，而且隨著農村人口快速增加，土地被劃分得更小了。法律無法保障小農的土地權利，土地會被有錢鄰居或外國投資客搶佔。很多年輕人寧可到坎帕拉碰運氣，也不願跟著父母務農。女性常淪於弱勢，因為土地和家庭經濟大權掌控在男性手中。
整體而言，近百年來烏干達的咖啡種植工作並沒有太大的進步，種植收入也一直停滯在非洲最差的水準。所以，在現今著重機械化和絕對要求品質標準的全球市場，這裡的農民已處於不利地位，加上氣候變遷的挑戰，實在雪上加霜。
自1980年代以來，烏干達的年均溫每十年就上升攝氏0.2度，符合全球升溫趨勢。據估計，氣溫上升的速度會加快，在本世紀中期烏干達的氣溫可能比現在再高出2度。雖然預估的總降雨量沒有太大變化，甚至在某些地區可能還會增加，但降雨的時間點卻越來越難掌握，而且特徵是長時間的乾旱穿插幾場暴雨。2015年官方委託進行的經濟分析報告預測，由於氣候變遷又缺乏因應措施，烏干達的咖啡生產到2050年將減少一半，損失高達12億美元。
「氣候變化的影響層面又深又廣，」烏干達全國咖啡農業與耕種業協會（NUCAFE）的執行董事約瑟夫．恩坎度（Joseph Nkandu）表示。如果全球持續暖化，恩坎度說，世界上再好的種子和耕作方法都不足以拯救他的會員。
「我們正盡全力。但目前仍有無法克服的限制。」他說。
咖啡的品質是透過「杯測」程序來評估，這裡位於烏干達坎帕拉的Good African Coffee公司。PHOTOGRAPH BY JONATHAN TORGOVNIK, GETTY IMAGES
不屈不饒？
溫芙雷．中川（Winfred Nakyagaba）正全心投入這個工作。她是泛非洲非營利研究機構「熱帶農業國際研究所」的農藝學博士生，正在研究高溫與乾旱對烏干達中部咖啡植株的影響。
在1月下旬炎熱的某天，她參觀了盧韋羅（Luwero）的小型農地。盧韋羅是主要的咖啡生產區，就在坎帕拉的北邊。通常，每年的這個時候雨季剛結束，咖啡樹的枝葉茂盛、準備採收。但是，在仰賴三英畝農地養活妻子和七個孩子的47歲農民傑拉德．荷勒巴（Gerald Joloba）家中，咖啡樹的葉子卻是乾枯的褐色而且一碰就碎。
當她找到一些咖啡櫻桃（即咖啡果實，內含咖啡豆，正常成熟時為亮紅色因而得名），但黑黑硬硬的。中川不安的大步走著、撿著葉子並搖搖頭。她所見之處，都有黑色枝小蠹（twig borer）留下的針狀孔洞，那是一種會在溫暖、乾燥的氣候大量繁殖的入侵種昆蟲，會使健康的咖啡樹枯萎或死亡。
「如果有下過雨，這些樹枝上應該垂掛了咖啡櫻桃，」她說：「現在，卻變成一堆枯柴。」
「這個雨季非常糟，」荷勒巴同意：「已經四個月沒好好下過雨了。」
同一時期，中川也在盧韋羅發現有史以來的最高溫。荷勒巴用錢包來判斷受影響的程度。他的收成減少60%，而咖啡年收入從正常的800多美元降到低於300美元。
大多數的盧韋羅咖啡農民有類似的遭遇，儘管他們正努力嘗試用各種方法因應乾旱。他們在香蕉樹蔭下種植新的咖啡樹，以保持涼爽並減少水分蒸發；他們在每棵樹的周圍挖坑，以收集雨水；他們把葉子製成的堆肥鋪在土壤上，以維持濕度；他們在每棵樹旁埋了戳小洞的水瓶，當作特殊設計的灌溉系統。但這些技術的效果有限。
「他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川說：「只不過真的太乾燥了。」
咖啡對降雨的敏感度使其成為「農民在面臨氣候變遷衝擊之際，情況最糟糕的一種作物，」世界最大咖啡經銷商之一奧蘭國際（Olam International）的駐坎帕拉農藝學家皮特．范阿斯田（Piet van Asten）說。
對雨水需求較少、發育成熟的速度較快，而且較可抵抗病蟲害的新開發特殊種子，能幫助農民克服逐漸惡化的環境條件。這些改良的種子廣泛應用於巴西和越南等地，在烏干達卻很少見。它們比較貴而且需要專門的種植技術。
剛採收、未經加工的「綠」咖啡豆。PHOTOGRAPH FROM DESIGN PICS,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自己團結起來
那就是露絲．馬岡波（Ruth Magambo）決定農民要自救的原因。
馬岡波是盧韋羅女性咖啡農民團體Buki Naka的主席，Buki Naka的名稱是以幾個參加的村莊名字混搭而成。30名年齡介於30~65歲的成員，每週在馬岡波家聚會討論咖啡和小農（特別是女性小農）如何一起努力因應大多數的惡劣情況。
在烏干達的各處，咖啡被視為「男人的作物」，意味著一般是由丈夫擁有土地和咖啡樹，以及所得利潤，即使主要是他們的妻子在付出勞力（而且通常都是這樣的）。Buki Naka的成員是少數例外：有些人是繼承了丈夫咖啡樹的寡婦、有些人是透過小額貿易賺到足夠的錢買下屬於自己的一塊小土地，另外有些人的丈夫思想先進、願意主動贈與咖啡樹。
2007年，Buki Naka開始不定期聚會，彼此分享咖啡種植技巧和閒話家常。但在兩年前，馬岡波說，逐漸變差的咖啡產量造成家庭維生困難，成員們開始感到恐慌。因此，她們決定認真改善產業模式。第一步是開始聯合集體銷售她們的咖啡，以減少成本支出，也讓她們處於較有利的議價地位、跟中盤商談到較好的價格。
「我們一起賣，可以賺得更多，」馬岡波說：「由於乾旱，這個季節的產量低。但是，我們每公斤能賺到的錢更多（跟分開個別銷售比起來）。」
她們也成立了可供貸款的內部機制。成員所繳交的費用加上利息，馬岡波說，這筆基金每年最多增加1400美元，相當於幾個家庭的年收入總和。貸款的用途包括改善農田（例如種子）、在咖啡收入差的時候付學費和玉米粉等家庭開銷，甚至是購買土地。
幾個成員表示，之前還沒有貸款可用時，她們得從丈夫的樹上偷些咖啡變賣現金支付日常家用，只為了避免乞求通融的場面。現在，她們有辦法經濟獨立了。
坎帕拉的Kyagalanyi Coffee Ltd工廠中一袋袋準備出口的咖啡豆。PHOTOGRAPH BY TREVOR SNAPP, 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當女性有權更直接的管理農田，她們能提高家庭收入，並在適應氣候上採取自己的解決方案，漢斯．諾伊曼基金會（Hanns Neumann Foundation）的烏干達性別研究員弗爾圖奈特．巴斯卡（Fortunate Paska）表示。相反地，「若不授權女性，將一事無成，因為在農田工作的是她們。」
Buki Naka的成員正努力促成與男性團體聚會討論一起管理咖啡產業的相關事宜，以彌補盧韋羅的性別差距。
「這對家庭的發展有好處，」馬岡波說：「因為女性能扮演男性付費的角色，男性應該會看到他們也受益。」
馬岡波的咖啡正抵達第一站，位於盧韋羅市區一間倉庫內的小型去殼工廠。黑暗中，放入乾燥咖啡櫻桃再不斷噴出大量外殼的兩層機器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聲響。
其中一名工人問我來自哪裡；我說美國的時候，他指著一堆咖啡豆回我：「某天那些會去你的國家。」但咖啡豆到達目的地後會發生什麼事，他不確定。
「外國人拿這些咖啡豆要做什麼？」他問，而且「外國人」一詞是用東非語。
「嗯，我們拿來喝。」我說。
「對，但除此之外呢？」他說。
「事實上，就只是拿來喝而已，」我回答。
他給我一個有趣的表情，好像我剛才讓他確定了之前對外國人的荒謬想法。他不太相信這整個產業只為了製做一杯飲料而存在。當我問他有沒有喝過咖啡，他笑了。
「我們甚至沒錢買雀巢咖啡（Nescafe）。」他說。
這段對話說明了烏干達咖啡產業成長的最大阻礙之一：烏干達人不喝咖啡。95%的烏干達咖啡是以未加工的綠咖啡豆出口，在國際市場所需的價格遠低於已加工好、可直接研磨的咖啡豆。在沒有國內市場的情況下，所有來自烘豆和成品行銷的可能利潤都落入歐洲人或美國人的口袋，而不是烏干達人。穆塞維尼總統最近用「現代奴隸」來形容這個處境。不過，像傑拉德．卡塔巴濟（Gerald Katabazi）之類的企業家相信他們有辦法改變此局面。
在烏干達，大多數的咖啡農民是小農，他們主要藉由賣咖啡豆賺取每年的現金收入。PHOTOGRAPH BY SVEN TORFINN, PANOS PICTURES
「進取大師」能幫忙讓烏干達咖啡有所不同？
在烏干達少數且關係緊密的咖啡師和咖啡豆烘焙商圈內，卡塔巴濟被稱為「進取大師」（The Hustler），這個暱稱來自於他強烈的事業心。他一直動個不停，在國內各地到處尋找咖啡豆，或者坐著boda-boda（載客摩托車）穿梭於坎帕拉尋找合作夥伴和顧客，為開啟烏干達國內的咖啡市場而努力。
卡塔巴濟是火山咖啡（Volcano Coffee）的經營者，這間新開的咖啡烘焙店可為坎帕拉附近各種商家和咖啡店提供高檔的即飲咖啡。他小時候生長在烏干達西南方田野的農村裡，生活總是圍繞著咖啡。但就像盧韋羅那名心中充滿問號的工人一樣，當時的他並不清楚咖啡的最終用途。
直到20出頭的年紀，當家族朋友給了他一份UCDA（政府推廣咖啡的機構）辦公室助理的工作時，他才了解咖啡產業的涵蓋範圍有多廣。在那裡，他第一次認識到出口市場極度要求的品質管控，以及咖啡烘焙，而且還學會如何拉出一小杯espresso濃縮咖啡。他也品嚐了生平第一杯非雀巢即溶的咖啡，隨即愛上了它。但是，他對於眼前所見的出口情況感到沮喪。
「我國的消費者喝茶，不喝咖啡，」他說：「我們還未替烘焙豆建立當地的市場。」
如果烏干達人能加工和飲用更多自己生產的咖啡，他認為，就可以創造工作機會，並且提升整個國家的咖啡價值。透過在當地的烘焙和服務，「我正在創造烘豆、咖啡師、經營者的工作，」他說：「我正在提升價值。」
卡塔巴濟並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遊說團體NUCAFE估計，假如烏干達把所有目前出口的生咖啡豆進行烘焙和包裝，年出口金額可能增為四倍至20億美元。
此新興產業的重要籌劃室位於坎帕拉郊區一間淺米色的倉庫內。裡面的長廊是粉刷過且經消毒的，但空氣中充滿剛烘豆完、令人垂涎的濃厚香味。有組技術人員屈身在不鏽鋼桌上，非常仔細的依照咖啡豆的顏色和品質進行分類。他們的後方則有另一位技術人員夥伴，不斷從黑色大烘烤箱的窗口往內監看綠咖啡豆被烘烤成深咖啡色。
這個地方隸屬於馬凱雷雷大學（Makerere University），被當作是一種咖啡企業家的共同工作空間。卡塔巴濟到這裡來，是為了抽樣檢查一批剛向木巴列（Mbale）零售商買的咖啡豆，木巴列鎮位在艾爾岡山的山腳下。咖啡公司針對首次接觸的新作物風味會進行「杯測」（cupping），類似製酒商剛打開酒桶倒出第一杯品評的概念。
卡塔巴濟的咖啡豆烘焙好、煮出十幾杯咖啡之後，就開始品嚐味道。我們繞著桌子順時針方向移動，每一杯都用湯匙輕撈、啜吸入口並且轉動舌頭，接著，像品酒一樣，再吐出來。
「我們要找香味的強度，」他說。「有點草莓、馬鈴薯，也有點奶油。它的餘味良好，酸度低。你只感覺到舌頭兩側溫和的刺激。」
卡塔巴濟很滿意，他說會打電話給木巴列的聯絡人訂購更多咖啡豆。目前在道義上急需把這個國家的咖啡農民轉變成愛喝咖啡的人，一次一杯，他說：「我們未來必定能在非洲成就一番大事。」
咖啡的未來無設限
咖啡能否為烏干達帶來這樣的美好未來？儘管雨水短缺，卻不乏樂觀。
烏干達人的韌性在茱蒂絲．鄂圖（Judith Otto）身上一覽無遺。她住在烏干達北部古魯（Gulu）城鎮外的農村地區。那裡是不毛之地，深受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及其著名首領約瑟夫．科尼數十年以來發動恐怖主義反叛的戰火影響。
長達20年的時間，鄂圖和鄰居的生活因科尼對抗政府軍而遭到波及。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指出，1987~2007年間，當聖主抵抗軍終於撤出烏干達時，至少2萬名孩童遭綁架、190萬人流離失所以及數萬市民喪命。
「情勢非常不安，有時我們為了躲藏會睡在灌木叢裡。」鄂圖說。
2003年的某一晚，噩夢來臨，她16歲的兒子打開家門時發現有個聖主抵抗軍的武裝份子站在那裡。那男人沉默不語，拿起他的AK-47自動步槍朝屋內射擊，殺死了男孩和站在他附近的20歲哥哥。鄂圖、她先生和另外四個孩子逃出屋後，武裝份子點火燒房子和農田。他們一家人跑走，直到2015年才再回到原處。
返回時，他們發現房子沒了，而農田的樹林叢生。但他們開始動手重建，將砍下的枝葉當成木柴賣掉，以換取現金。在衝突事件發生前，她丈夫有種植一些朋友給他的咖啡樹苗。現在找不到了，但當她丈夫聽到政府的樹苗分配計畫，便決定自己去拿一些。
古魯的環境不適合咖啡生長。農耕條件甚至比盧韋羅還差，連專家都不看好。
不過，鄂圖和她丈夫算是成功的克服困難，跌破了專家眼鏡。在短短兩年內，他們重建了自己的農田，並且栽種免費的樹苗加上他們買的和借的樹苗，總數超過一千棵。
在他們被燒毀的房子基地上，他們正在用咖啡的收入興建一棟更大的現代混凝土房屋，有紅色的門窗。鄂圖坐在門前，身旁的黃狗喘著氣，她望向自己失而復得的土地，她的房子就像一座紀念碑，宣告了無限可能。
「如果沒有咖啡，我們就不會有這棟房子，」她說。「咖啡救了我們。」
撰文：Tim McDonnell
編譯：張亦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