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攝影展，回首台灣歴史影像卅載

距離上一次「人與土地」主題攝影展，已經是1987年的事。

40年前，阮義忠憑一張台灣公路局的時刻表，行腳走訪那些他從未去過的地名，手中相機紀錄了他見到的影像。40年後，那些老照片沉澱成這片土地的記憶；深隱在那些影像中的天真淳樸，隨著時空變遷悉已消逝……

這位台灣攝影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師，拍照時最想留住的是人性的美好：人與人的互信互助、對土地的依存感恩、對天的敬畏、對物的珍惜。但他認為，台灣過去30年來改變太多，不少村子變得觀光化，愈來愈沒特色。他笑說自己很幸運，早年由於攝影工作，得以搭公車行遍全台鄉鎮農村，紀錄當年景象。

「一路拍下來我成長了，但台灣也變了。」在他眼中，台灣人純樸、互助的美德已消失殆盡；為了追求進步發展，忘了傳統的美好，對土地的認同也日益模糊。有一度他甚至以為自己再也無法舉起相機拍攝這塊土地；直至921大地震，他將鏡頭對準了救災志工……

（雲林縣虎尾鎮，1982）那回是爲了錄製電視節目而去虎尾糖廠的，《映象之旅》四人幫除了我、杜可風之外，雷驤及張照堂也是台灣文化界響叮噹的人物，然而，大夥早就各奔東西，不再往來了，見面客套還挺尷尬。這幕火燒蔗田的場景，走在前頭小小的身影正是這三位友人。

（連江縣馬祖，1979）歌星在台上表演時，孩子們就坐在學校的操場上觀賞。朝舞台取了幾個鏡頭之後，我把相機轉向孩子們猛拍。由於是在遠處用望遠鏡頭把畫靣拉近，所以不容易引起他們的注意。當然，還是有孩子發現了我，其中一個還用他自己的方式跟我打招呼。我立刻挪動構圖，以這個小調皮為主角，在按下快門的那一刻，自己也不禁跟他一起笑起來，深深感覺到那分與被攝者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可貴。那群學童如今已成為分佈在社會各階層的中年人，而那張照片也成了前線時代他們的共同回憶。

（屏東縣牡丹鄉旭海，1986）一排村民在比賽，誰的觔斗能翻最多次。一件極其平凡的事件，卻讓我直覺到它的深刻寓意：人類在土地上重複著「生、老、病、死」的輪迴，累積著貪、瞋、癡、慢、疑的業力，卻一同注目著顛倒人生，毫無所覺。我攫住了一個永恆的剎那。

阮義忠自承幼時怨懟自己出身困苦，一直想逃離故鄉，盼能成為知識份子。直到成年後湊錢買相機，開始拍攝人群，對方往往展現善意與信任，甚至表達道謝之意，才逐漸把他的偏頗心態拉回正軌。「我的老師就是每個被拍的人。」拍攝鄉童讓他重溫孩提時光，勞動婦女與耆老面容同樣讓他深受感動，每按下一次快門，他就改變了一點點。

生於斯，長於斯，拍了這麼多年，紀錄了多少土地與人，有人問他是否還會繼續拍攝台灣，「最喜歡的台灣已經消失了，再拍就有點殘酷了。」阮義忠笑著說，夾雜著幾許酸澀和遺憾。然而他話鋒一轉，表示不如讓年輕人來拍現在的台灣，從別人的視角傳遞另一種對本土的關懷。

（屏東縣滿州鄉，1977）這一老一少一點喜氣也沒。人生道路上，一者已近終點，一者方才起跑。可是爲何兩人都悶悶不樂？原來老伴己往生，兒子和媳婦外出謀生，把女兒留給她撫養。沒有老伴相陪的晚年、沒有玩伴嬉戲的童時，怎有歡顏？我實在不忍正視她倆，卻忍不住舉起相機，硬著心腸按下快門，只當這張照片的記錄性蓋過藝術性。而當它被藝術殿堂典藏時，才使我重新反思創作心態和作品內涵。

（澎湖縣望安鄉，1982）幾條小舢板緩緩靠岸，婦人們衝上前去協助舢板搶灘，無奈漁獲多是不肥不美、裝不滿籮筐的小魚。其中唯一的珍奇便是這尾色彩艷麗、體型碩大的鸚鵡魚。見一位婦人像抱嬰兒般地把它兜在懷裡，我趕緊舉起相機，誰知婦人的動作比我更快，馬上就把魚捧上來擋住了臉：「拍魚就好了，不要拍我！」所以說，這幀充滿超現實意境的作品，導演是她，我只不過按了快門。

此次展出共85幀黑白攝影，分為「成長、勞動、信仰、歸宿」四個單元，作品年代橫跨1974年至1986年，被作家黃春明以「拼圖」來形容，一塊塊拼湊出昔日的台灣身影。這次再現，不只是攝影藝術的回顧，也是對於這塊土地的回憶和檢視。

阮義忠創作風格以人文紀實為主，他致力於推動台灣攝影的發展，著有眾多攝影相關文章與書籍，對全球華人地區的攝影教育貢獻卓著。其中《當代攝影大師》與《當代攝影新銳》兩書，被視為將西方攝影潮流引進華人世界的傳道者；他並於1992年創辦《攝影冢》雜誌，介紹各國優秀攝影師作品。自台北藝術大學退休後，於兩岸各地開設工作坊、參加攝影節及擔任比賽評審。

近年來，有鑒於台灣一直遲遲未有專門的攝影人文獎出現，加上拍照風氣的失衡，阮義忠計畫成立華人世界的「尤金‧史密斯獎（W. Eugene Smith Award）」──阮義忠人文攝影獎，鼓勵紀實攝影及長期關心特定主題的有志者。年逾花甲的他，期望攝影師們透過照片傳達人道初心，並持續流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