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種疫苗能在1950年代變「潮」，都要感謝青少年！

那是1958年，而這也不是什麼普通的週六交際活動：這場舞會以「沙克旋風」（Salk Hop）為號召，只開放給願意接種由喬納斯．沙克（Jonas Salk）研發的小兒麻痺症疫苗（polio vaccine）、或是有出示接種證明的年輕人參加。

這場舞會，是對抗對小兒麻痺症「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的五年戰爭的一部分，更是將公衛專家的科學知識，和美國社會一種強大新存在──青少年──迅速成長的精力、創意、甚至性驅力結合起來的一項運動。

1957年5月，貓王在加州探望小兒麻痺症患者貝絲．克立爾（Beth Currier, 14歲），左，和依蓮．布洛克威（Elaine Brockway, 17歲）。坐輪椅的克立爾給貓王看她的剪貼簿，大多是她靠嘴巴做出來的。PHOTOGRAPH VIA ASSOCIATED PRESS

小兒麻痺症又稱脊髓灰質炎（poliomyelitis），是一種會傳染的病毒性疾病，可能導致癱瘓、殘障，甚至死亡，在美國，一直到20世紀早期之前，都不算是常見的問題。在那之前，美國居民會透過不乾淨的飲用水持續接觸到小兒麻痺症病毒，也因此激發了天然的免疫力。母親也會透過餵哺母乳，把免疫力傳給孩子。

然而，汙水系統與供水系統的現代化，代表接觸到病毒的人變少了，也讓兒童對這種感染特別無力抵抗。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的嬰兒潮，更為小兒麻痺症的廣泛傳播準備了完美的情境。突然之間，抵抗力不再是既定事實，開始每年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病例出現──大部分是兒童，可能是因為新生人口會有季節性波動的關係。

結果引起了恐慌，尤其是父母親。每年夏天游泳池和自動飲水臺都要關閉，以免病毒傳播。驚慌失措的成年人看著原本活潑的子女只能仰賴拐杖支撐病弱的四肢，甚至面對需要困在龐大鐵肺中才能協助呼吸的命運。小兒麻痺症的爆發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期加速，在1952年最高峰時有將近5萬8000名病例。

然後出現了突破，那是沙克的小兒麻痺症疫苗，在1955年核准上市。因為有愈來愈多兒童接種，病例數大幅減少。雖然兒童會在大型的宣傳活動中排隊接種沙克的疫苗，但青少年去排隊打疫苗的速度卻顯然慢了很多。

「簡直堅不可摧」

傳播疫苗訊息給青少年的困難，部分原因出在專有名詞。多年來，「小兒麻痺症」（infantile paralysis）這個稱呼助長了青少年和成年人不會有風險的印象。再者是疫苗必須要施打三劑、因此給人一種不方便的印象；也有些人是害怕打針、或者害怕疫苗本身。

「青少年覺得自己很健康，幾乎堅不可摧。」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現代美國史講師、也是社會史學家的史蒂芬．莫斯利（Stephen Mawdsley）說。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根本就不是──他們也需打疫苗才能不受病毒感染

但讓青少年（錯誤地）覺得自己比幼童更具抵抗力的社會力量，最後卻成了對抗小兒麻痺症的祕密武器。

在邁入20世紀之前，青少年並未被當成一個單獨的社會族群看待。之後美國社會所發生的轉變，包括汽車的興起、不讓兒童太早成為勞工的義務教育，觸發了將青少年視為獨特人口族群的認知。「他們生活在自己的美好世界裡。」1944年的一期《生活》（Life）雜誌在一篇青少女時尚專文中這樣高聲宣揚。

為了因應青少年施打疫苗進度落後的狀況，負責分配由「出生缺陷基金會」（March of Dimes）所募款項的小兒麻痺症非營利機構「國家小兒麻痺症基金會」（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antile Paralysis），決定直接從這個心不甘情不願的族群中招募人手。1954年，這個組織開始邀請精挑細選的青少年團體到他們的紐約辦公室，訪談他們對疫苗的看法與猶豫的原因，並教他們一些論點，讓他們回家後能推廣沙克疫苗。

莫斯利說，打動這些青少年的，是小兒麻痺症倖存者和受害者的個人經歷、對支持關心目標的渴望、還有對社會賦權的尋求。

「他們正處於希望成年人尊重他們的生命階段。」他說。

買花生抗小兒麻痺

青少年對抗小兒麻痺症的戰爭有好幾種形式。官員招募像貓王及黛比．雷諾斯（Debbie Reynolds）等青少年偶像，透過公開的接種疫苗行動散播消息；青少年疫苗大使則因為參與民間疫苗活動的關係常登上報章雜誌，憑著自己的力量成了名人。他們會義賣「打敗小兒麻痺症」棒棒糖，還有「為小兒麻痺症付出」花生，為出生缺陷基金會募款，並寫慷慨激昂的投書給當地報紙的社論版，敦促青少年接種疫苗。

1956年，「青少年對抗小兒麻痺症」組織的成員在佛羅里達州的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義賣花生募款，以推廣疫苗。PHOTOGRAPH VIA STATE ARCHIVES OF FLORIDA

就連青少年的性驅力，都能當成推廣小兒麻痺症疫苗的助力來運用。「我們有些女生在討論，在某些活動時不跟男生約會，如果他們沒有接種小兒麻痺症疫苗的話。」全國青少年對抗小兒麻痺症組織的主席派蒂．希克斯（Patty Hicks）在1958年說。這位「活潑、深色眼珠的『褐髮女孩』」，《斯坡坎紀事報》（Spokane Chronicle）如此形容她，鼓勵其他女孩也可以這樣做。

在推動美國青少年施打疫苗的全國性努力背後，也有黑暗的一面：健全主義（ableism）。這項努力，在本質上是把小兒麻痺症疫苗當成維持身體健全的手段來行銷，過程中令小兒麻痺症患者感到羞辱。然而，最終，這些倖存者的激進主義協助催生了障礙人士權益運動，促成了1990年的《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儘管難以量化青少年的激進主義對小兒麻痺症疫苗能夠被廣泛接受到底有多大的影響，但莫斯利說，他們的提倡確實有助改變大眾對病毒的態度。「突然之間，疫苗不再是專屬於有責任感的成年人或小朋友了。也是給酷酷的青少年打的。」結果青少年的施打率也在1950年代末期上揚。

小兒麻痺症疫苗的進步也有幫助，在1960年代，有一種比較便宜、也只要一劑的疫苗取代了需要三劑的沙克疫苗。1979年之後，美國境內就不曾出現小兒麻痺症病例，到了2016年，全世界只有42個小兒麻痺症病例。即便COVID-19疫情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區的衝突可能是2020年小兒麻痺症病例上升的原因，接種小兒麻痺症疫苗已被視為標準作法。

自從「沙克旋風」橫掃美國後，已經過了60多年，而現在美國又進入另一次需要推動全國接種疫苗的競賽，希望能阻止COVID-19的病例增加。但某些族群對於施打疫苗仍有疑慮。呼應著20世紀中葉小兒麻痺症疫苗行動，拜登政府近來宣布計畫運用名流、運動員和社交媒體的力量，鎖定適合施打冠狀病毒疫苗的青少年。

政治、社會和世代的同溫層助長了對疫苗的疑慮。1950和1960年代的青少年疫苗「風潮」，為該如何運用單獨族群以促進公眾健康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我們需要辨識出那些有猶豫的族群，並從族群內徵召種子，教育他們，再讓他們帶著訊息回去告知大家，」莫斯利說：「否則我們是打不進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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