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鮮少有科學家相信有能對抗病毒、副作又少用的藥物。但葛楚德．艾利恩讓心存疑問的人看到了「我自己就能做到的事。」
根據2020年4月份的新聞報導，瑞德西韋（remdesivir）這種藥物能促進COVID-19住院病人的康復，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長安東尼．佛奇（Anthony Fauci）也稱許這項發現在控制這場大流行的比賽中是「重要的概念證明」。
疫苗的作用是刺激身體、準備反擊入侵的病毒，而瑞德西韋跟疫苗不同，它是一種抗病毒藥物，會阻礙病毒複製與傳播的能力。目前，瑞德西韋的相關結果好壞參半，不過還是有些研究持續提出這種藥可改善COVID-19重症病人的預後。不過僅僅在幾十年前，大部分的科學家都還質疑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藥物──病毒是一種細微的寄生性粒子，必須完全仰賴宿主細胞繁衍，不可能在不傷害細胞本身的狀態下受到抑制。
現在，抗病毒藥物已經用於治療皰疹、肝炎、愛滋病（HIV）、伊波拉，還有其他許多種疾病。而我們可以說，若是沒有葛楚德．「楚迪」．艾利恩（Gertrude “Trudy” Elion），如今這些藥物都不會存在。
1918年出生在曼哈頓的艾利恩，克服了早年的經濟困境和明顯的性別歧視，贏得了1988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成為區區第15位女性獲獎者。她和長期合作的喬治．希欽斯（George Hitchings）共同獲頒此獎項，而希欽斯是在1944年雇用她加入自己在伯勒斯．惠康製藥公司（Burroughs Wellcome，如今屬於英國藥廠葛蘭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的生化實驗室。
直到希欽斯在1967年從積極研究退休之後，艾利恩才展開她之後會形容為「抗病毒奧迪賽」的漫長探索。當時，艾利恩「已經受夠了老是被當後生晚輩」，並抓住機會，最後「證明了我自己就能做到，」她告訴2001年出版的《諾貝爾獎女性科學家》（Nobel Prize Women in Science）一書的作者夏倫．伯許．麥克格瑞恩（Sharon Bertsch McGrayne）說。
理性作法
1937年，年僅19歲的艾利恩以最高榮譽取得亨特學院的化學學士學位畢業。她的雙親是來自東歐的移民，因為經濟大蕭條而破產。他們無法供女兒繼續上研究所，她申請的課程也都無法給她經濟上的幫助。
雪上加霜的是，無論她在學校表現多好，研究實驗室就是不會雇用女性。就像她多年後回憶的，她曾在不只一個場合中被告知，即使她可以勝任，她對實驗室工作人員都一樣會是「令人分心的影響」。
不過，艾利恩努力堅持下去，做過各種臨時工作，並住在家裡節省開銷。她曾在連鎖超市擔任食物分析師，在某位醫生的辦公室負責接電話，還曾在紐約市的高中教化學，同時還利用晚上和週末在紐約大學上碩士課程。
終於，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勞工短缺，真正的機會開始來到她面前，先是嬌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然後是伯勒斯．惠康製藥公司。
直到1970年代，大部分的新藥都還是由反覆試驗或誤打誤撞找到的。例如由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意外發現的盤尼西林，這種藥也為治療細菌感染帶來了革命性的改變。還有法國軍醫亨利．拉伯瑞提（Henri Laborit）偶然觀察到一種名為氯普麻（chlorpromazine）的麻醉藥品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有安定效果，這也是一連串精神病藥物突破的第一個。
希欽斯提出了另一個發展方向──要秉持對「生物標的」（biological target）的知識，採取理性而科學的作法。他假設科學家能製作出有缺陷的病原體基因建構物質複本，並藉此抑制病原體細胞的複製。一旦這些複本嵌入了病菌的代謝路徑，就會堵住細胞的運作機制，干擾DNA合成時必需的反應。
就在僱用艾利恩之後不久，希欽斯便指派她研究嘌呤（purine）。當時已經知道這種環狀的氮分子是一種核苷（nucleoside），也就是廣義上的DNA結構基礎。艾利恩不知道嘌呤是什麼，不過鑽研了幾個月的文獻之後，她已經開始在製作「之前從未描述過」的化合物，並「感受到發明家在創造出『新組合物』時的那種興奮感。」
「楚迪早在我們都還不知道DNA的結構之前就已經在做核苷了，」1976年開始為艾利恩工作的病毒學家馬媞．聖克萊爾（Marty St. Clair）說：「她就是這麼懂化學。」
艾利恩和希欽斯一起走在理性設計藥品應用的尖端，而且非常成功。在20年間，這對伙伴為一長串嚴重疾病發明了新藥：白血病、瘧疾、痛風、風濕性關節炎、器官排斥、細菌性感染，還有其他許多。
他們的第一種藥物「美克多能」（6-mercaptopurine, 6-MP）是跟紐約的斯隆—凱特林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研究人員合作、在1951年推出。6-MP到現在都還是兒童急性淋巴球白血病（lymphoblastic leukemia）綜合療法中的要角，可能也是癌症治療方面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協助將兒童急性淋巴球白血病的治癒率從1950年代的10%提升到如今的80%。
數年之後，艾利恩和希欽斯研發出抗瘧疾劑「乙胺嘧啶」（pyrimethamine），現在主要用於治療可能致命的食源性疾病弓漿蟲寄生症（ toxoplasmosis）。（大家比較知道的可能是其藥品名「達拉匹林」［Daraprim］，這種藥在2015年因為名譽掃地的前藥廠總裁馬丁．史克雷利［Martin Shkreli］一手操控使其價格飆升，而躍上頭條）。而隨著「撲菌特」（trimethoprim）的研發──現在還是常作為泌尿道感染綜合療法的部分處方──這些都加入了所謂的「抗生素發現的黃金時代」中不斷成長的新藥軍械庫。
相較之下，對治療病毒藥物的追尋卻遠遠落後了。
最後的珠寶
一直要到1960年代早期，第一種獲得許可的抗病毒藥物才出現在市場上，而且表現遠遠不符合期待。誠如一篇抗病毒藥物史的觀察，這些藥物的早期版本都「介於癌症化療原則與民俗醫學之間的某處」。毒性強、效果卻微乎其微，驗證的也不過就是大部分科學家都早就這麼假設的理論：因為病毒和細胞實在太難解難分，所以病毒性疾病基本上無法治療。
艾利恩或許也曾一度同意這樣的看法。早在1948年時，她就注意到自己為癌症治療所合成的化合物──2,6-二氨基嘌呤（2,6-diaminopurine）曾展現出驚人的抗病毒活性。她深感著迷，卻因為這種藥的毒性而卻步，最後終於把這藥置之高閣，專注在其他工作上。
1968年，就在希欽斯離開實驗室、成為研究副總裁之後不久，艾利恩讀到一篇報告，講到一種類似2,6-二氨基嘌呤的物質最近曾展現出抗病毒活性。這個新聞「觸動了回憶」，她後來說，敦促自己和她「勤奮又投入的科學家」團隊重拾她在20年前放下的東西。
接下來的四年間，他們祕密地研究一種很厲害的新化合物，她們稱之為艾賽可威，努力要解開其活性與代謝之謎，又不能驚動對手，讓人家注意到他們的發現。
艾賽可威在1978年於喬治亞州大西洋城的研討會上現諸世人面前，跟這個世界見過的東西都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強效的疱疹病毒抑制劑，毒性卻非常低，粉碎了過往的常識。就像半個世紀前的盤尼西林一樣，這種藥預示了新治療時代的來臨。
「艾賽可威就是在研發有效抗病毒藥物的努力中改變了一切的那種藥，」基斯．傑洛姆（Keith Jerome）說，他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分子病毒實驗室的主任。「這種藥證明了確實可能研發出高特定性、針對病毒的藥物，又不會造成討厭的副作用。」
艾利恩說艾賽可威是她「最後的珠寶」。這的確是她在伯勒斯．惠康公司正式任期內研發的最後一種藥物。她在1983年退休，但她實驗室的工作人員卻幾乎都沒注意到。「她還是每天都進實驗室，」協助辨識出艾賽可威行為機制的聖克萊爾回憶說。
1991年，艾利恩獲得了顯赫的諾貝爾科學獎（此為當時名稱）──老布希總統（George H. W. Bush）說她正是個人成就能協助「消除幾百萬人的痛苦並延長他們的生命」的最佳範例。艾利恩於1999年過世，享壽81歲。
聖克萊爾說，她和同事「運用了許多當年用於艾賽可威上的處理方式，以尋找能治療HIV的藥。」他們很快就從公司幾個最有潛力的化合物中，找到了另一個核苷類似物（nucleoside analogue）。「要是沒有楚迪，這就不可能發生，」聖克萊爾說。「我們做了她訓練我們去做的事，然後就找到了AZT，」也就是「疊氮胸苷」（azidothymidine），也是第一種核准用於治療HIV的藥物。
即使效果普通，但AZT為往後世代的救命抗病毒療法鋪了路。美國國家過敏與感染疾病研究所的佛奇曾說，他相信瑞德西韋也能打開發現並研發出更有效地治療COVID-19新藥的大門。
「楚迪讓我們看到，我們是做得到的，」聖克萊爾說。「大眾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其實並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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