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自由的仇恨言論，應該被管制嗎？專訪廖福特

儘管法哲學上仍有爭辯，但回到現實情境，當我們面對網路上不堪入耳的攻擊、公眾人物帶頭極端發言，許多人或許更想知道：對抗仇恨歧視、攻擊，法律能做什麼？

2019 年 3 月，紐西蘭基督城清真寺發生慘絕人寰的槍擊案，槍手闖入掃射，並在社群平台上直播屠殺過程，造成 51 人死亡。嫌犯曾在社群論壇發表種族仇恨宣言，讓極端言論與平臺責任再掀討論。
圖片來源│iStock

仇恨言論的兩種招式：明刀亮槍、暗藏歧視

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廖福特認為，限制仇恨性言論的討論立基在兩個前提。

我們都同意「言論自由」為民主核心價值，但是言論自由並非不受規範。散播假訊息牟利、誹謗、故意在滿座戲院內大喊「失火了」，都不在免責之列，可被刑法論處、民法求償。在此前提下，

"面對仇恨言論的第一個層次，也是限制言論的信念基礎：言論自由有其界線，我們維護言論自由，但也不能任由仇恨歧視侵害人權。"

保障個人與群體的人權尊嚴，不因民族、性別、性傾向、宗教等身分受到歧視或威脅，與言論自由同樣重要。

廖福特將仇恨性言論分為兩種類型，分析共同特徵。

一類是攻擊、排除性，比如歐洲白人至上主義者揚言給有色人種「好看」，看一個打一個，讓他們滾回老家；臺灣也曾見對同性戀者的攻擊言論，要以性暴力讓女同志知道什麼是男人。

另一類則是歧視與貶抑性，用公開貶低、貼標籤把弱勢群體標誌為次等或糟糕者，比如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新住民水準低等。如果攻擊性仇恨屬於明刀亮槍，歧視羞辱型有時更幽微難辨，不一定訴諸暴力，但同樣傳遞排斥、蔑視與貶低。廖福特強調，

"不論攻擊或貶抑型都具有高度目標性。攻擊者經常針對特定群體貶抑傷害，個人只要隸屬這些身分類別，就可能被烙印標籤，遭受仇視。"

不論個人是否有不一樣的特質或表現，只要被貼上隸屬群體的標籤，就會自動連結上這些特質，成為目標。
圖片來源│iStock

公道在人心，讓仇恨言論「愈辯愈明」？

紐約大學教授沃德倫（Jeremy Waldron）在《仇恨言論的傷害》（The Harm in Hate Speech）中提及，仇恨言論不能被視為單純的「言論」，因為煽動對特定群體的仇視、貶抑才是其目標。換言之，仇恨言論的實質作用、影響不應被忽視。

廖福特認同法律有責任消弭歧視，他認為

"這也是面對仇恨言論的第二層次：當歧視仇恨、偏頗性攻擊損害了另一群人的權利，應該受法律規範介入，但立法內容需要細緻討論。"

「我們基本上不會同意國家事前審查，而是事後以刑法或行政法論處。」

然而，反對管制的其中一種主張認為：真理愈辯愈明，限制只是讓仇恨言論地下化，根本方法應該交由公共論辯。廖福特並不贊同。他解釋，「言論自由能讓民主更落實」是支持言論自由的一項論述基礎，但這並非單一內容，還必須牽涉其他內涵，比如：改善創造更好的公共論述空間，讓社會成員都能平等參與。這正是限制仇恨言論的目的，換言之，

"任由仇恨言論擴散蔓延只是造成民主傷害，無法促進公共思辨和討論。"

「仇恨言論不是愈辯愈明的『真理』，一旦任由它公開談論宣揚，就已經對弱勢群體造成侵害。新住民都沒水準、原住民都好吃懶做，這些議論是愈辯愈明嗎？或其實是破壞民主對話？」廖福特嚴肅地反問。

法律無用？看看30年前的女性處境

然而，以法律對抗歧視仇恨真的有用嗎？這恐怕是許多人內心的懷疑。畢竟歧視貶抑不見得都是「窮凶惡極」，更常來自傳統偏見。

廖福特以性別處境回應，他回憶起自己的成長經驗，「我讀大學時，法律系只有五分之一是女生。更往前追溯，我阿嬤常常罵我媽，女孩讀那麼多書幹嘛？沒有用啦！」過去，這些「常情」實實在在是許多女性受壓迫的處境。如今，女性結婚就該辭職顧家、懷孕就資遣，已不再被視為理所應當。

翻轉歧視除了性別運動、教育的長期著力，其中一個關鍵力道是：性別平等法令，透過法律標誌出標準和界線，實際扭轉不平等的現實待遇，限制各種權利義務如繼承、職場規定等。性別環境的改善，提供一個正面的好例子，廖福特強調，

"法律具有「樹立價值」的意義，應更優先確立民主人權的標準，不論是刻意攻擊或無心歧視，透過立法可以直接限制這些壓迫。"

立法是推動平權重要的一步，當女性在公共領域權益獲得積極保障，歧視態度的正當空間就會被限縮。 圖片來源│iStock

怎樣算仇恨歧視？實踐中答案更清楚

法律介入意味著必須設下一道言論界線，但是我們真的能清楚拿捏仇恨言論的界線？那條紅線到底該怎麼畫？

「拿捏言論自由的界線，是永恆的高度挑戰！」廖福特坦言，「我們很難用定義直接畫出一條線，得從判例中尋找實踐脈絡。」

爬梳國際人權法令，仇恨言論的概念出現晚，許多國際法令未明確表述，例如歐洲人權公約便沒有明文限制，大都得從判例中做分析。由此，廖福特強調法條只能做某種程度地概述、輪廓化，難以將所有可能情況全數羅列，如何畫出那條界線，是在具體實踐中型塑建立。

"這也是面對仇恨言論的第三個層次：社會實踐。"

30年前，說同性戀都是變態、性侵受害者活該不檢點、沒結婚的女人有毛病，許多人可能不覺有異，但如今我們愈來愈能清楚辨識哪些情況不對勁，哪些言詞是歧視羞辱。這種界線共識，便是在立法後的具體實踐中慢慢浮現而出。

「性別平權是很好的參照，法律是改善不平等的第一步，但不會只透過立法就解決所有問題，下一步是該怎麼讓它最高地被實踐。」廖福特說：

"這是一種累進概念，透過法律確認、公共論述和社會實踐，整個社會慢慢就會從中確立出有共識的界線。"

反仇恨歧視，臺灣需要全面平等法

從三個層次出發：理念基礎、立法規範、逐步從實踐中確認細節，廖福特強調，這個過程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得透過立法和實踐相偕而行。

「我們對於要不要限制、標準在哪、如何判定，覺得很模糊，如果經過不同層次的推進，特別是立法後的具體實踐，整個社會就會愈來愈清楚。」

面對臺灣的現況，他直言，

"臺灣在性別領域有明確法律，但相對於此，宗教、民族、身心障礙…..各領域的反歧視法令並不足夠。"

這也是廖福特積極投入的工作之一，他已草擬適用範圍更廣的「平等法」提供法務部參考，作為確立任何身分都不受歧視攻擊的平等基礎。

「一個社會想避開仇恨言論的撕裂傷害，應該盡可能追求各方面的平等，在各領域的人權上立法保障，維護各群體有尊嚴的生活空間。」

「大學、研究所念人權法，到了牛津寫人權法，回國踏入學術界還是研究人權法！」廖福特笑言自己一輩子就做這件事。
攝影│林洵安

Q. 一路都以國際人權法為研究主題，為什麼你對人權議題特別關注？

廖：我是在戒嚴中成長的，小時候跟別人也沒什麼不一樣，但15歲那年，我第一次和家人到美國，那個經驗衝擊非常大！

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開闊的街道綠地、自由的娛樂活動、大家高談闊論…..。有天，我們和美國的長輩聚會，我很開心地烤肉，一轉身，卻看見身後的大人默默哭成一團──那一幕我至今都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黑名單」，他們就是那一群回不了家的前輩啊。

那次美國行就像埋下一顆種子，起初還懵懵懂懂，後來一點一點萌芽，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的國家是這樣？為什麼有些人會飄零海外？當時就立下志願希望成為人權律師，沒想到真的一輩子都在做同一件事，哈哈。

Q.你怎麼看臺灣人權的變化？

廖：最大感想：有燒香有保佑！過去很多人努力奮戰，確實看見成果了。90 年代以前我們追求的是民主化、政治基本人權。 2000 年以後，國內引入國際公約後，把人權擴展到更高的普世標準，這也是我的核心關懷：國際人權，臺灣要重回國際領域，人權價值也應該跟世界接軌。

第二個感想是：香火要鼎盛，廟才能長久。在臺灣做國際人權很孤單，因為世代斷層嚴重，這和過去政治環境封閉、退出聯合國有關，所以一路研究國際人權，希望能鋪展不同的實踐可能，比如當我們引入國際人權條約後，就需要更多人持續參與細部設計，才能化解法規之間的衝突。這也是身為研究者的使命，你得往後想得更遠，盡可能思考比較完整的方案，投入最大努力去建構、運行。

Q.臺灣的民主、人權，下一步可以做什麼？未來有什麼期待？

廖：最基本是穩住！修法廢除、捨棄現行的人權法，包括性別平等，都是可能發生的，守住不倒退很重要。我們從廢除戒嚴、改革憲法、移入國際人權條約，人權法已經逐漸形成架構了，立法後的深化、實踐就是下一步，就像我一直提到的性別平等。民主人權要成為社會的共同價值，才會是根基，當大家對這件事很堅定，別人的攻擊相對就不容易。

我自己還有很多學術期待，比如我們行政權系統，是否能設置專門負責人權的部會，過往的經驗是你跟任何一個單位談人權，它都會說：很重要、但不是我的業務。國家能不能設置人權行動計畫？我們有經濟、產業的幾年計畫，有沒有可能也有人權指標？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研究者就是不斷努力去思考更好的方案，不只是改變社會，還得是改良、讓社會變得更好！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一個串聯您與中央研究院的科普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