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彥尹
攝影：莎拉・希爾頓 Sara Hylton
今年七月，印度總統大選推選出史上第二位達利特（又稱賤民）出身的總統拉姆・納特・柯文德（Ram Nath Kovind），可謂少數中的少數，再度引發印度與國際媒體關注。千年來，印度教傳統的種姓制度將人類分為數個階級、規範相對應的職業，如：教師、農夫、商人等；卻有另一群人，永遠在階級底層徘徊，做著清掃垃圾、排泄物與屍體這類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工作，他們就是所謂的達利特（Dalit，梵文為被壓迫、殘破之意）。自印度脫離英國獨立以降，於1950年頒布的憲法中，就保障了印度國民不論種姓、性別等等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憲法廢除種姓歧視的習俗——比如舊時將達利特視為骯髒的「不可觸碰者」（untouchable），甚至規定政府和教育機構要保留一定比例的達利特名額。60多年過去了，印度經濟成長一日千里、躋身金磚四國之列、甚至已擁有核武，國力今非昔比；但，流傳數百年之久的種姓觀念根深蒂固，這些保障達利特人權的現代法令，鮮少落實。印度境內人數約1.7億的達利特（約佔總人口17%） 彷彿與國家發展完全脫節，依然飽受歧視眼光和犯罪騷擾，在社會邊緣苟延殘喘；許多達利特家庭無法負擔子女的教育費用，代代陷入貧窮無法翻身。
攝影師莎拉・希爾頓2010年第一次到印度，在路邊看到幾位婦女在垃圾堆裡拾荒，當時她大惑不解，四處詢問為何有這許多人拾荒？得到的答案卻是：這些達利特婦女原本就被一般人當作垃圾一樣，不被當人看。莎拉・希爾頓震驚之下，決定深入了解這個被社會忽視的族群。一向關心國際議題與婦女權益的她，此後經常前往印度與南亞地區採訪，2016年，印度的達利特人權組織NCDHR（National Campaign on Dalit Human Rights）與她合作，她花了兩個月走訪印度、尼泊爾與斯里蘭卡的達利特村落，接觸形形色色的達利特族群，採訪他們的生命故事、記錄他們的喜怒哀樂。其中，不少達利特社群相互扶持，在惡劣的處境中努力求生，堅忍不拔的精神也讓希爾頓十分感動。
在印度社會裡，達利特婦女往往是最弱勢的一群，面臨階級與性別歧視、虐待甚至性侵的威脅。透過希爾頓的鏡頭，我們得以看見隱藏在社會底層掙扎的真實面貌。儘管許多婦女境遇悲慘、聞之令人鼻酸，希爾頓表示，她想要呈現這些婦女充滿人性的一面：「我不想把被攝者拍成淒慘無比、毫無尊嚴的模樣，很多攝影師會著重這種面向，但我想將心比心，好好認識這些人，傾聽她們的故事、她們對未來懷抱的希望和夢想是什麼，很多達利特可能一輩子沒有機會向外人講這些事情， 有時我覺得自己好像也帶給她們一點點安慰。」
近年來，印度與國際上為達利特人權發聲的組織逐漸增加，鼓吹自由平等的社會運動在網路時代開始成長，不過，高低種姓之間的權力鴻溝與貧富差距，依舊難以跨越。對散佈印度各地的達利特民眾而言，未來想要被印度社會接納、受到平等待遇，還有一段漫長艱辛的路要走。
帕婓莉亞・黛薇（Parvaliya Devi）在印度賈坎德邦一間製磚工廠上班，廠內全部雇用達利特員工，每人每做1000塊磚頭的工資訂為500盧比；但不少員工反應，實際上每週工作總共才拿到500盧比，折合僅為7.32美金（約為臺幣220元），遠比法定最低工資——每日167盧比還要低，工廠也常積欠薪水，工作環境十分惡劣。
在尼泊爾的納格爾果得（Nagarkot），幾位達利特婦女揹著大捆大捆餵牛用的乾草走回村莊。
斯里蘭卡中部的努瓦拉埃利雅區有不少稱作「線屋」的房子，這些建築物多半只有兩個房間，造型簡陋有如營房，是超過百年前英國殖民時蓋給農工住的，已經沿用好幾代，這裡有很多達利特移工。根據統計，斯里蘭卡境內的農工大約有80萬人之多。
哈希納（Hasina）和她兩個孫子拉維許（Lavish）（左）和艾亞（Aya）（右）住在印度哈里亞納邦的帕尼帕特一座達利特村莊裡，緊鄰高速公路，與其他種姓隔離。哈希納一家人都是達利特，但他們信奉伊斯蘭教。
索莉・黛薇（Sori Devi）是印度賈坎德邦人，她身上有許多達利特的傳統刺青，這種刺青在當地村莊十分普遍，是較低種姓的女性故意用來醜化自己、避免較高種姓男性騷擾的做法。戴薇生活困苦，她的丈夫和村子裡很多男人一樣，都到北方邦與比哈邦的製磚廠打工賺錢。
在印度賈坎德邦，41歲（2016）的南帕提亞・庫馬爾（Nanpatiya Kumar）抱著鄰居的小孩逗著玩。她的丈夫三年前因呼吸疾病過世，當時他們付不起醫藥費，就沒有看醫生。「如果今天我先生還在的話我就不會這麼煩惱了，現在我每天都擔心我小孩的未來，還有現在一家之主不在了，以後有誰可以完成他們的結婚大事。」儘管生活刻苦，村裡許多移工的妻女互助合作，成為彼此的依靠。
印度哈里亞納邦的妲什妮（Darshani）在家中禱告。她年輕時遭酗酒的丈夫家暴，結婚兩年後帶著孩子搬回娘家，開始貸款，自己種田為生，獨力撫養小孩。過了整整13年後，她丈夫終於下決心痛改前非，請求她原諒，希望全家團圓，一起照顧兩人的孩子。
19歲（2016年）的瑞圖（Ritu）坐在印度哈里亞納邦巴普爾村（Bhapur）的家中讓攝影師拍下肖像。她目前就讀大學二年級，是全村學歷最高的達利特女性。「我爸爸不想要我唸書，但我媽媽一直堅持讓我升學，別人怎麼說她就是不管，她每天到工廠上班賺錢，好讓我們可以讀大學。」瑞圖的父親臥病在家，無法工作，只有母親在紡織廠工作，月薪為94美金，約為臺幣2820元，是一家五口唯一的經濟來源。
印度奧里薩邦一間公立學校的學生正在吃營養午餐，校方將達利特學童分隔在右邊一排，他們必須帶自己的餐盤來學校，以免「污染其他人的食物」，這種普遍歧視達利特和少數民族的習俗，一位老師表示十分難過：「我們都盡力照顧好每個學生，可是，每次看到這些小朋友受到這樣待遇，真是令人傷心。」
印度賈坎德邦的鄉下，一頭牛橫死路上，屍體逐漸腐爛。在這裡養牛的村民除了飼料、建造牛舍的開銷之外，還得克服天候因素、傳染病還有食物中毒等等問題。雖然印度人普遍認為牛是神聖的動物，然而，地位最低的達利特，卻得負責清理牛屍和各種動物屍體，他們也因此暴露在各種傳染病的風險之下。
賈曼薩梅・卡莉耶瑪（Ramasamy Kaliyamma）住在斯里蘭卡中部的努瓦拉埃利雅區，她正在整理搭在戶外的簡易廚房。卡莉耶瑪已經高齡80歲（2016年），和丈夫住在一片農場上，兩人膝下無子。「只要我丈夫沒工作的話，我們馬上就沒飯吃了。我們沒有小孩，這點我一直很遺憾。」卡莉耶瑪說。她的丈夫每個月薪水200盧比，大約比13塊美金多一點，約臺幣390元，這種薪水他無法負擔通勤費用，只好每天走6個小時往返家裡和工作地點。一貧如洗的生活非常難熬，卡莉耶瑪回想以前農場淹水時的無助情景，忍不住掉淚：「每次淹水我就不能煮飯，非常痛苦。」
在印度與尼泊爾交界的戈西河（koshi river）上有許多達利特婦女在抓魚。
印度奧里薩邦的達利特婦女正在收割稻子。「我們一個月只有幾天有工作而已，其他時候只能枯等，沒工作就沒辦法養家糊口⋯⋯說真的，只要給我工作，我什麼都肯做。」一名婦女表示。這些婦女每天工作八小時的報酬為180盧比，相當於2.65美金，約為臺幣79元。
蘭・庫馬爾・碧沙迦（Ran Kumar Bisunkya）和她四歲的兒子辛斯卡利（Sanskari）在尼泊爾加德滿都附近有一塊農地，種植花椰菜、番茄、蔥、菠菜、芫荽等作物，到當地市場賣菜。碧沙迦三年前加入一間農產合作社，獨立經營自己的農產，每天五點起床灌溉作物。她說：「我覺得自己可以獨當一面了，因為現在我已經有自己的資產，有時候連我先生都要跟我借錢。」
潘發・巴柯蒂（Pampha Parkoti）和家人位於尼泊爾登達托克（Dandathok）的家中用餐，這座簡陋的房子是他們在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後重建的。巴柯蒂是一名記者，向來關注達利特與婦女權益。「我從小在達利特家庭長大，我常常想像，如果我生在一個婆羅門家庭，又會是怎樣的人生⋯⋯所以我想參加社會運動，改善不公平的社會。」她到加德滿都去唸書時，雖然她脊錐受傷、又因達利特身份被趕出租屋處，仍然堅持完成學業。
印度奧里薩邦的默哈納迪河在乾季時露出大片河床，附近的哈里拉吉浦村（Harirajpur）一名達利特女孩正在河床上追著風箏跑。這條河是附近居民最重要的水源，每年乾季時，村民都得走很長的路才有辦法取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