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回頭的高點

風猛烈向我襲來，我死命地握著破冰斧，以免被吹離山壁。我用頭抵著山壁上的雪，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後向下望。我的釘鞋距離地面1500公尺，我好像在從飛機上打開的艙門往下望一樣。我和兩個同伴以繩索相連，沒有任何東西將我們固定在山上。萬一失足，我們三個都會墜入死亡。

風平息下來時，我把一根鋁樁敲進雪裡，將繩索扣在上面。如果我跌下去，這根繩索承受不住我的重量，但它提供的心理慰藉足以讓我繼續前進。我集中精神，按部就班地揮動冰具，踩踏釘鞋。我在一座岩脊上安置固定點並做好確保，讓我的同伴柯瑞．李察斯和瑞南．阿茲特克通過下方那道深淵。

「兄弟，領得好！」柯瑞用壓過呼嘯風聲的聲音大喊。他繼續攀爬，身子左傾，尋找可以往上穿過花崗岩和積雪的途徑。瑞南到我身邊時，我棲身的岩棚上已經沒有空間了，於是他往橫向跨過去找到自己的落腳處。柯瑞小心地在我們上方移動，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瑞南和我弓著身子背對風等待。我們跺腳，並且痛苦地拍打戴著手套的雙手。我們離得太遠，無法交談。在這個超過5公里高空、被雪覆蓋的懸崖邊，我們只是站在原地。半小時後，我們開始凍僵了。過了一小時後，我們的手指和腳趾都失去了知覺。「我受不了了，」

瑞南透過他結凍的鬍鬚大喊。「我的腳已經沒感覺了。我得開始移動。」

我們不知道柯瑞在上面做什麼，但我們實在太冷，管不了那麼多。瑞南開始攀爬，我跟在後面。我們仍然綁在一起，因此絕對不能有人失足。這條繩索理應固定在山上，阻止墜落，但登山時常出現這種攸關生死的困境。沒有好的固定點時，你的夥伴就是你的固定點，身體和心理上都是。你必須將自己的性命託付給對方，相信他們的判斷和能力，而他們也將自己的性命託付給你。這就是高山的法則。

瑞南和我停在一個小小的石壁凹處，這裡可俯瞰山的北面。紛飛細雪中我們看到柯瑞正在橫越另一片雪地。瑞南和我若繼續前進會太過危險。因此我們得再次等待。我們瑟縮在一起，但還是凍壞了。「我的腳冷到要回頭了，」瑞南說。意思是，他的腳已經快要凍傷了。

此時此刻，我在這次遠征中至少第十次在心中暗自思索：我們團隊攀登緬甸最高峰的追求，是不是就要在這裡結束了？在我們下方遠處的山上，其他隊員在精神上支持著我們。山腳下還有我們基地營的管理員泰勒．瑞斯。前一天，我們在三號營告別了希拉瑞．歐尼爾和艾蜜莉．哈靈頓，這個營地只有一座帳棚，搭建在一條積雪的山脊線上，在那裡，我們疲憊的團隊為了誰應該要攻頂而起了激烈的爭執。

我叫瑞南脫下靴子，把雙腳塞進我的羽絨軍裝大衣裡，緊貼著我的胸口。我的胸口不是火爐，但我們最多也只能這樣了。

柯瑞繞過石拱壁時，我們開始移動。一個小時後，我們終於在一塊薄薄的岩棚上會合了。我們當前的目標–西山脊的頂峰，仍遠高於我們，如劍刃般發亮。

「我來領攀，」瑞南說。他消失在陽光中。繩索變緊了，柯瑞開始爬。等到他消失後，我也跟著前進。

我抵達山脊時，將結霜的臉龐伸向太陽，就像把頭伸進天堂裡一樣。突如其來的溫暖重新燃起我的希望。我拖著身體登上山脊，如毛毯般的陽光包覆著我。經歷了山峰北壁黑暗、令人沮喪的寒冷後，這種感覺恍若新生。

瑞南和柯瑞下攀到山脊的另一邊，找到了高懸在南壁上方的一個岩石平臺。「午餐岩！」我大叫，為我們在高山上的落腳處命名。

幾分鐘後，我已經點燃了我們的小瓦斯爐。瑞南脫下靴子，開始搓揉腳趾。柯瑞拿出相機，開始拍照。攀登了超過一週後，這是我們第一次能夠看到頂峰：那是座陡峭、閃閃發光、雪做的尖塔。然而我們也看到了尚待攀爬的路線：石頭和雪組成的險惡鋸齒狀山脊，由十幾座像匕首般的岩峰守衛著。

「我們來一場老派的探險吧，」當初希拉瑞這麼說，「去一個仍然遙遠、無人知曉的地方探險。」那是2012年的春天，我們正從聖母峰下攀。希拉瑞是我見過最堅毅的女性。登上聖母峰後，儘管腳踝有兩條韌帶撕裂，她又去爬了聖母峰的鄰居洛子峰。

我們有許多共同點。我們從小就熱愛高山。我們都結了婚，有兩個孩子，而且都在努力尋找家庭生活和遠征登山之間的平衡。聖母峰的商業化和人群讓我們幻滅。我們必須找回爬山的初衷。

但要找到真正遙遠難及的地點卻十分困難。飛機就能帶你到北極或南極，搭直升機就可以飛到聖母峰或馬卡魯峰的基地營，觀光遊艇航行在尼羅河和亞馬遜河上。真正偏遠，要走好幾天甚至好幾週才到得了的地方，幾乎已經從地球上消失了。

但其實我知道一個地方。然而由於我與它之間的個人恩怨，我不太願意說什麼。最後，在來回討論過幾個地方之後，我終於抵擋不住心中的熱情。「要不要去，」我猶豫地說，「開加博峰？」

開加博峰據說是東南亞的最高峰。它是一片嶙峋的山群，由黑色的岩石和白色的冰川組成，從緬甸北部熱氣蒸騰的叢林中拔地而起。開加博峰距離喜瑪拉雅山東緣不遠，位於緬甸與西藏邊界，英國的一次調查首度對它進行測量，並於1925年公布其高度為5881公尺。這座山峰很偏遠，少有登山客聽說過它。要到達這座山，需要徒步兩週穿過被陡峭的峽谷切割和毒蛇盤踞的濃密叢林。希拉瑞馬上就著了迷。我們還沒離開加德滿都就在策畫這趟遠征了。

我知道開加博峰的存在是在1980年代，當時我讀到一本泛黃的《緬甸的冰山》，作者是英國探險家法蘭西斯．金敦－沃德。書中描述他在1937年進入這個地區，並且大膽地嘗試獨自攀登開加博峰的探險。金敦－沃德抵達了4500公尺以上的高度，後來受阻於一面難以克服的「花崗岩岩壁……超出了我的能力範圍。」

我從閱讀金敦－沃德的許多其他書籍中知道，他的「能力」十分多元。他是位出色的植物學者、抒情作家、孜孜不倦的植物標本採集者。金敦－沃德是像極地航海家羅爾德．阿蒙森或亞馬遜探險家波西．褔塞特那一類的冒險家。金敦－沃德可以只靠著米和茶在叢林中徒步跋涉數月，晚上在營火旁寫日記。從1909年到1956年間，他遠征中亞超過20次。探險途中他收集了數百種植物，並且幫許多植物命名，包括數種杜鵑與百合。

我著迷於金敦－沃德的冒險旅程，並且下決心要首先攀登開加博峰。於是在1993年的秋天，我找了我爬山的夥伴史蒂夫．巴比茲、麥克．莫和基斯．史賓賽。麥克從中學起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基斯和史蒂夫則是在大學認識的。從那時起，麥克和我曾經完成洛磯山脈數座山峰的首攀，以及首次以獨木舟在西非的尼日河向下游航行。

當時掌控緬甸的軍政府禁止外國人進入緬甸北部。我們天真地計畫著要避開這個障礙，從西藏入山、非法穿越國界，輕裝快速前進，不僱用腳夫。

我們飛到拉薩，接著偷偷穿越西藏東部（也禁止外國人進入），搭便車，靠著一張嘴通過各個檢查站。光是抵達山腳附近就花了超過一個月的時間。麥克和史蒂夫必須回家，只剩下我和基斯。我們在開加博峰北邊斷了糧，只能下山來到西藏的一個村莊。在那裡我們馬上就被中國軍方逮捕。我們簽了一份四頁的「行為不當」自白書後被遣送出境。

兩年後，我懊惱地得知緬甸政府同意讓日本登山家尾崎隆攀登開加博峰。尾崎是個攻無不克的喜馬拉雅山登山老手，曾在1980年首度完整攀登聖母峰北壁路線。（2011年，他在攀登聖母峰時喪生。）1995年，他二度挑戰開加博峰失敗，但在1996年9月，經過兩個月的攀爬之後，尾崎和生於西藏的登山家尼瑪．基爾特森一起成功登頂。他告訴《亞洲時報》：「我可以肯定地說，開加博峰是世界上最困難、最危險的山峰之一。我以前從來沒有像這次一樣害怕。」

尾崎沒有使用GPS測量頂峰的高度，這座山的確切高度仍舊是未知數。

麥可、基斯和我談到要重返開加博峰。（史蒂夫投入了不同的探險。）但那註定無法實現。麥可在1995年的一次探險中身亡，他的兄弟和其他兩人也一同喪命。一隻弓頭鯨在北冰洋打翻了他們的船，他們都死於失溫。我們都沒有完全走出來。

不過基斯和我仍繼續探險，也常常一起冰攀。2009年1月2日，我們在懷俄明州攀爬一座冰瀑。我正在從冰裡的一塊小凹壁上幫他用繩索做確保。他開開心心地在我下方5公尺處攀爬時，我們聽到了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我們上方的一塊冰脫落了。幾秒後，好幾公噸重的冰塊轟然墜下。基斯的脖子被撞斷，當場死亡。

我活了下來，而基斯送了命，沒有任何道理可言。我們採取了安全預防措施。他什麼都沒做錯，而我也沒做什麼來自救。這裡面沒有任何道德教訓，只有一個無可逃避的事實，那就是山很危險，而有時山會讓那些膽敢攀爬它的人受到恐怖與悲傷的折磨。

在開加博峰陽光普照的午餐岩上，我與柯瑞、瑞南小憩時，想起我失去的那些朋友。麥可像柯瑞一樣有趣，這次旅程中柯瑞總會適時說些俏皮話，鼓勵我們繼續前進。基斯像瑞南一樣沉默，總是欣賞著周圍的壯麗景色，他總是最冷靜的那一個。在過去這幾週我與柯瑞和瑞南的相處中，我感覺有點像是看到了過去的我和我的亡友們。我在這兩名年輕人身上看到了同樣對登山的熱情，堅毅決絕和無限的野心，以及在有些時刻，那種覺得自己刀槍不入的感覺，就像22年前的麥可、基斯和我一樣。

休息後我們再度充滿決心，開始研究前方通往頂峰的鋸齒狀山脊。由於這座山多數地方仍未經勘探，我們對於自己正在攀登的地形知道得很少。就連衛星影像都無法顯示攀爬真正的困難之處。從午餐岩看過去，眼前的路線看起來比我們至今遇過的路線都更艱難。

開加博峰的西部山脊像是一片3公里長的鋸刃，由一連串被鋒利的雪埡口分隔的石塔形成。不像在有些山上可以一路向上攻頂，我們這整趟都在嶙峋的山脊上爬上爬下–爬上岩石的尖端，從岩石背面用繩索垂降，保持平衡穿越雪橋，然後再爬上下一個崎嶇的岩峰。我們試著找出可能的路線，但尖銳的山脊宛如一條蛇的尾巴般曲折延伸，所以我們無法看到所有的阻礙。不過我們倒是注意到一個凹壁，看起來會是今晚露宿的最佳地點。

我們花了四個小時才終於抵達凹壁。我們都累壞了，幾乎連踩踏出一塊搭帳棚的平臺的力氣都沒有。由於費力地呼吸，我們的臉上都覆了一層碎冰。我們試著將桿子穿進帳棚時，強風把帳棚像風箏般地吹了起來。我們把背包丟進帳棚，用繩索把帳棚固定在地面上，然後擠進裡面。

「冷得發抖的露宿體驗開始了，」柯瑞一邊說一邊拉上帳棚的門，將降臨在這座山上的刺耳黑暗關在外面。

我們早知道今晚會很悲慘。之前在三號營時，我們就看得出來山脊會變得需要高度技術才能攀爬，而且山勢凶險。因此我們減少了行李的重量，只帶上最基本的必須品，希望這些會足夠。我們只帶了輕量睡袋，一個瓦斯爐，一罐燃料，一個鍋子，一根湯匙，兩份速食義大利麵，三個人擠在雙人帳棚裡。

我們促膝而坐，後背緊貼著帳棚，把瓦斯爐架在靴子上煮雪取水，還差點因此而窒息。一個人負責拿著瓦斯爐，另一個人端著鍋子。我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大衣的兜帽下只露出頭燈和流鼻水的鼻子。瑞南不太說話，這很正常。但連柯瑞都很沉默。

我們好幾週都睡在一起。我們知道彼此的祕密。我知道瑞南正試著從一位朋友對他的背叛中平復。我知道柯瑞掙扎著在維持婚姻的同時，做一個旅行世界各地的攝影師。他們知道我對亡友的回憶縈繞不去，而這座山就是我的白鯨，一個長久以來的執念。我思緒一轉，想到我們離目標已經這麼近了，也想到我們團隊不愉快的爭吵。

光是抵達開加博峰的山腳就花了我們一個月的時間。希拉瑞和我在聖母峰山坡上渴望的「偏遠」，從一開始就危及了此行的成功。

首先我們必須穿越大半個緬甸。我們從仰光搭夜車巴士到蒲甘，再搭渡輪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曼德勒，然後搭上一列顛簸搖晃、彷彿隨時會脫軌的火車。我們在密支那搭上飛機，機上有名乘客將一把AK-47步槍當隨身行李帶上飛機。抵達克欽省最北端的城鎮葡萄後，我們在登山證於官員間來回旅行時，被「拘禁」了五天。最後我們將所有設備裝在摩托車車隊上，在三天的旅程中穿過重重溪流，在泥濘中奮力前進，直到小徑變得只能靠徒步前進。

接著就開始了243公里的長途跋涉，穿越潮溼陰暗的叢林，前往開加博峰的山腳。茂密的林冠投下一片昏暗的綠光。我們在這條總是驟升或陡降的隧道般小徑上走了兩週，從一個村莊到下一個村莊，一如77年前的金敦－沃德。我們睡在阿儂人架高的竹屋裡。雖然克欽省以玉礦、金礦和非法伐木聞名，但在這麼北邊的地區，居民主要養豬和雞，也會種植小片的稻田。

在叢林裡跋涉的第一天，希拉瑞就差點被一條蛇攻擊。她在最後一刻才看到盤繞在小路上的蛇，然後跳過牠。這條蛇蓄勢待發，扁平的頭部左右飄移，黑色的蛇信不斷吞吐。我們都和牠保持距離，只有柯瑞跪了下來，開始拍照。他宣告：「這是一條白唇竹葉青蛇。」

這是毒素學家佐爾坦．托卡池曾提醒我們要小心的十幾種蛇之一。毒液會導致鼻子、眼睛、牙齦和直腸出血，而且可能致命。我們帶了兩種抗蛇毒血清，一種針對蝮蛇，另一種則針對眼鏡蛇和手巾蛇，但托卡池警告過我們，在叢林裡仰賴抗蛇毒血清很冒險。

水蛭造成的危險就小多了。我們穿過溼樹枝時，牠們會掉到我們的脖子上，或在我們穿越溪流時，吸在我們的雙腳和雙腿上。我們整天都要把牠們吸飽血的身軀從皮膚上拔下來，留下好幾週都不會完全癒合的咬傷。

還有蜘蛛。我們不斷穿過像漁網一樣大的蜘蛛網。有些網上的蜘蛛露出的毒牙大到我們在1公尺外就能看到。

阿儂人也逃不過叢林的變幻莫測。在某座村莊裡，一個心焦的母親帶著她大聲尖叫的孩子來到我們面前，女孩小小的身軀因咬傷感染而腫脹。希拉瑞和艾蜜莉在她的手臂、雙腿和臉上抹了抗生素藥膏。當我問起這孩子之後會怎麼樣，部落裡的長老告訴我：「這裡每個人要不是自己好起來，就是死。」

我們最年輕的腳夫是個12歲左右的女學童。她是我們不顧羞恥所僱用的三名年紀相仿的女孩之一，我們也僱用了她們的兄弟、父母和祖父母來幫我們搬運裝備。我們能找到誰就僱誰，而他們都熟練地扛起要運送的物品。我們會從一個村子裡僱用腳夫，幫我們抵達小徑上的下一個村子。有些人會做幾天，有些人只會做幾個小時。有時候他們會一句話都不說就丟下我們，在夜裡悄悄離去。

事實上，我們帶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照相機和照明器材、筆電、備用電池，甚至還有兩臺無人空拍機。但如果沒有夠多身強體壯的人可以背負這些東西，它們就全都派不上用場。於是我們開始把一袋一袋的設備留在村子裡，直到最後我們減少到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行李。換作是其他任何時間，我們都能在這條路上碰到許多願意每天賺15美元的居民，這是當地薪水的兩倍。但當我們在2014年秋天來到這裡時，開加博峰竟然登上了新聞頭版。

2014年9月10日，我們的團隊離開美國的三週前，一則美聯社的新聞標題寫著：「緬甸開始搜尋失蹤的登山者。」在此之前，由八名緬甸人組成的探險隊向開加博峰出發，希望能將一名國民送上這個國家的最高峰。這是攸關國家榮譽的事情。到了8月31日，也就是開始登山的兩週後，兩名隊員在頂峰附近發出訊號。從此以後音訊全無。

緬甸展開了大型的搜救計畫。當地村子裡的居民受僱為腳夫，為搜救團隊提供補給。直升機盤旋在葡萄與開加博峰之間的叢林上空。接著，其中一架載著兩名飛行員和一名乘客的直升機失蹤了。登山者的搜救行動中止了，緊接著開始了搜索直升機的行動。九天後，直升機的乘客蹣跚地走出叢林，並且帶領搜救人員找到飛行員：一個還活著，但嚴重燒傷，另一個已經死亡。

在默默無聞中沉寂了數十年之後，開加博峰在一個月內就奪走了三條人命。

讓緬甸突然開始關注這座山的一個原因，是另一組美國登山隊。前一年，在提頓嶺擔任嚮導的安迪．泰森帶領由美國人和緬甸人組成的遠征隊攀登了鄰近的高峰甘朗峰。研究了現代俄國的地形圖以及Google地球的影像後，泰森推斷甘朗峰其實可能比開加博峰更高。

泰森的團隊於2013年9月首度登上甘朗峰。當時他們使用一臺測量級的GPS，測量出甘朗峰的高度是5870公尺。雖然這比英國在1925年測量出的開加博峰高度5881公尺少了11公尺，卻仍然高於俄國測量員所計算出的5691公尺。

「緬甸沒有人願意相信甘朗峰比開加博峰高，」泰森去年告訴我，並提到開加博峰是緬甸國家驕傲的象徵，長久以來備受尊崇，而一個外國人質疑其崇高地位讓部分緬甸人十分難堪。（不幸的是，泰森在4月死於墜機。）

事實上，緬甸遠征隊的目的就是要證明開加博峰仍是這個國家的最高峰。不幸的登山隊員消失在開加博峰高處前，曾經傳送了5790公尺的GPS讀數。

在我自己的研究過程中，我曾經聯絡美國航太總署的地球科學家羅伯特．克里彭。我們討論了各種測量甘朗峰和開加博峰的方法。「真正重要的是，30公尺以上的誤差可能不明顯，而這大約就是兩座山峰之間的差距，」他說。「所以我們有哪座山比較高的證據，但是無法證明。」

緬甸最高峰究竟是哪一座，直到有人拿著GPS站上開加博峰頂峰之前將依然是個謎。

瑞南、柯瑞和我輪流使用湯匙，狼吞虎嚥地喝著熱湯，外面的風打在帳棚上。鍋子冷了以後，我們把鍋子傳來傳去，喝完剩下的湯。我們將雪裝進鍋子裡，放回瓦斯爐上，然後持續將雪融化，直到每個人都有滿滿一瓶熱水為止，我們會把熱水瓶抱在胸前睡覺。天氣很冷，我們比較想就這樣擠在一起，整夜圍著瓦斯爐，但是我們的燃料不夠。我們關掉爐子，心裡知道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會像幾天般漫長。我們將繩索和行李放在身體下面，試著找到可以讓所有人伸展身體的姿勢。如果我們都側躺還勉強可以。

「沒有比跟兩個臭死了的傢伙緊貼在一起更讓我喜歡的事了，」柯瑞開玩笑說。

我們貼得很緊，只要有人稍微動一下，手肘或膝蓋就會撞到彼此。我們不指望能睡覺。我們料得到會很慘。我們把頭套拉下來，蓋住臉，就像蓋上面甲，準備戰鬥的騎士。我們把手套放在屁股下隔絕積雪。

瑞南和我在外側，緊貼著結霜的帳棚壁，削瘦的柯瑞則躺在中間。這感覺就像一起被埋在一個小墳墓裡。我們這樣躺了好幾個小時，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黑暗的思緒裡。

「我凍僵了。」我在黑夜中說。我已經忍了幾個小時才說出口。我背靠著帳棚壁太久了，寒氣已經穿透了我的胸口。「我得打開瓦斯爐，或做些什麼。」

「到中間來，我睡外面，」柯瑞說。我們交換位置，我的身體沒有暖起來，但也沒有變得更冷。我們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盡量維持這個姿勢。在最黑暗、最寒冷的時刻，我開始想像有人在雪地上找到我們瘦骨嶙峋的屍體。終於，終於破曉了。

在叢林裡的時候，也就是抵達基地營的兩天前，我們遇到了一支筋疲力盡、雙眼凹陷的日本團隊，他們正從開加博峰撤退，像是從一場浩大戰事的前線回來一樣。我們聽說過他們，也擔心他們會比我們更早登頂，讓我們所有的努力變得徒勞無功。不過他們因為緬甸登山隊的搜救行動而延誤了。最後他們試圖從西山脊攻頂，而那也是我們計畫的路線。

他們的隊長倉岡裕之受了傷。他在巨石間失足，臀部嚴重瘀傷。雖然躺在睡袋裡，臀部有鼓起的血腫，倉岡還是很有精神，也很慷慨，詳細地向我們解釋他們的路線，還給我們看了許多地形照片。他說他們在離峰頂幾乎只有100公尺的地方被一道狹窄覆雪的山脊和上面尖銳、無法克服的岩峰擋住了。

我們給裕之一罐消炎止痛藥，而他給了我們瓦斯爐燃料和繩索。他的團隊被打敗了，但還活著，到最後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跋涉了將近兩週後，我們終於爬出了惡臭的叢林，來到開加博峰高起的南側。熱帶的潮溼被涼爽的高山霧氣取代。艱難的跋涉讓我們都瘦了，也累了。時間也不多了。在計畫這次遠征時，我們講好了要在感恩節前回家。在金敦－沃德的年代，探險很少是基於預先設定好的日期而結束，但是在現代，時間是最稀少的商品。我們只剩下十天就必須踏上歸途。我知道尾崎當初從基地營到開始登山需要25天。

接下來的一週，我們沿著西山嶺的主要山脊紮了三個營，但時間壓力和艱困的地形讓隊員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希拉瑞在抵達二號營後嚴重失溫。我們讓她暖和了起來，但那是個警訊。隔天爬上三號營時，艾蜜莉和希拉瑞看起來都不太舒服，而且移動速度緩慢。

回想起來，我們當初應該想得到前進的速度會比較慢。艾蜜莉是美國運動攀登冠軍，但她沒有什麼攀登這種混合地形的經驗。希拉瑞是知名的登山滑雪選手，經歷中包括一些非常挑戰技巧的高山攀登。不過，柯瑞、瑞南和我在這種環境中攀登的經驗比較多。柯瑞是第一個在冬季登上巴基斯坦8035公尺高的加瑟布倫II峰的美國人，過程中還歷經雪崩。瑞南曾參與攀登印度6310公尺高的梅魯中央峰的團隊，從嚴酷的鯊鰭路線登頂，那原是許多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一次攀登。而在我超過35年的登山經驗中，我曾經在南極洲、洛磯山脈、阿爾卑斯山和喜馬拉雅山脈中完成首攀。這些經驗並不會改變任何既存的危險，但確實表示我們三個在試圖攻頂時可以移動得更快，並且能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性命交託給彼此。

當天晚上在三號營時，瑞南和柯瑞都私下表達了對整個團隊繼續攀登的憂慮。隔天我們一整天都在帳棚裡適應環境。瑞南以他和緩的語氣提到接下來的攀登只會愈來愈危險。他也指出，在我們所剩不多的時間裡，讓三個動作快的人攻頂，成功的機率最高。艾蜜莉馬上就同意了。但希拉瑞深受冒犯。我對她說明這牽涉到整個團隊的安全，但希拉瑞覺得很受傷。「我只有一句話，」她一邊離開帳棚，一邊說，「X你的，馬克，謝謝你投的信任票。」

登山時最要命的就是自大，然而自大卻也是登山的根本。所有嚴肅的登山者都很自負。不自負的話根本無法承受攀爬大山的風險和不間斷的痛苦。我們講起話來可能像佛教徒，但是別被騙了，我們其實都是自戀狂–執著、專注、自虐型的自戀狂。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曾經在某座山上、某個時間，不顧邏輯，拒絕回頭，就像希拉瑞現在所做的一樣。我們有些人運氣夠好，經歷了那些判斷錯誤的時刻而倖存下來。這些話聽起來也許刺耳，但我現在的爬山生涯處在一個覺得坦白與誠實比有禮的沉默更重要的階段，即使對朋友也一樣。

我們都很累，因為空氣稀薄而頭暈，對前方的路充滿恐懼，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我們的對話轉變為怒吼和指責。最後柯瑞受不了這種憤恨的氣氛，他說希拉瑞可以代替他。瑞南和我很擔心，但不得不同意這個新計畫。

隔天早上三點，我們開始綁繩索時，希拉瑞做了正確的決定。她說如果她再次失溫的話，會讓整個團隊陷入險境。她叫柯瑞去登頂。「我們為什麼要這樣？」柯瑞問，在小小的帳棚裡掙扎著穿上靴子。「說真的！為什麼？」他的雙手已經僵得綁不了鞋帶了。「因為很好玩啊，」瑞南一臉正經地說。

在乘船和搭火車、與蛇和水蛭為伍的39天之後；在奮力爬上開加博峰西山脊陡直的山壁之後；今天是攻頂日了。我們大口喝下冒著蒸氣的熱茶，直到鍋子空了，然後不情願地爬出帳棚。我們扣上釘鞋，繫好繩索，開始攀爬。我們的雙腳和手指都凍僵了，但移動勝過在帳棚裡發抖。我們的血液開始流動，身體的核心溫度逐漸恢復。

我們一起橫越了一個巨大的岩峰，這是一連串岩峰中的第一座。山脊兩側往下超過1公里深的地方是一片雲海。如果我們其中有人從山脊上滑落，唯一能救他的方法就是繩索上的下一個人要往反方向跳下去，兩人都只能祈禱繩索不會被利刃般的岩石割斷。這就是登山所需要的深厚信任。只有這樣才能超越自己，與登山夥伴緊密聯結。這就是我們爬山的原因。

我們聚在突出來的一小塊雪地上重新評估形勢。「我很害怕，」柯瑞說。「我真XX的怕死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回頭。」

他赤裸裸的坦白奇妙地讓人感到安慰。他說出了大家的感覺。但瑞南和我還沒準備好要回頭。我繼續往下領爬，繞過一塊覆蓋積雪的區塊，從兩片岩石之間的狹道爬上去，用冰斧橫越一片新月狀的積雪，突然間，通往頂峰的整個路線出現了。我嚇呆了。

我們本來就知道只剩山脊裡的一個深凹口，但我現在可以看到裡面充滿了巨大的齒狀岩石，就像恐龍的下頜骨。我們要花好幾個小時，直至深夜，才能爬過這個狂風啃噬的深淵。想登頂，就得在山上多過一夜，但這次沒有帳棚、瓦斯爐、食物或水。我們會在寒風和黑暗中棲身於山側的岩棚上，我們會凍死。這是一旦過了就無法回頭的那個點。

我明白我們到不了峰頂了。我們無法解開緬甸最高峰的謎題。整趟遠征旅途上，我都帶著麥克．莫和基斯．史賓賽的照片，照片中的他們站在一座山上，穿著蓬鬆的羽絨外套，戴著頭盔，咧嘴笑著。我多麼想要將這張照片放在峰頂上。但註定不可能了。我用手挖了個小洞，把照片放在雪裡。我用GPS測量高點的高度，5743公尺，接著我慢慢沿著山脊爬回瑞南和柯瑞的身邊。他們已經知道這次探險結束了。現在我們只想活著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