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在異鄉為異客

攝影：喬納斯．本迪克森 Jonas Bendiksen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正午是菲律賓的下午4點，這時間，泰瑞莎‧克魯茲兩個年紀較大的孩子應該已經放學，回到照顧他們的阿姨家了。泰瑞莎住在阿聯人口最多的城市杜拜，距離菲律賓6900公里。39歲的她在杜拜一棟光鮮亮麗的多樓層購物中心工作，擔任服飾銷售員，一週站著工作六天，週五休假。

因此，週五中午就是泰瑞莎固定與她11歲的女兒及8歲的兒子見面的時間，她是和數百萬名男女一樣，為了寄錢回去給家人而離家數千公里的外籍勞工――所以她使用海外勞工的現代化通訊方式：她在與另外四個人合住的臥房裡，把一張低矮的塑膠凳拉到擺在廉價書桌上的電腦前。她登入臉書網站，按下視訊通話鈕，倚近身子，然後等待。

和泰瑞莎一起住在這個房間裡的，還有和她一樣多年前就離開菲律賓的丈夫路易斯，他們兩個最年幼的小孩，一個還在襁褓中、一個三歲大，以及一個隨時會變的成員，就看當時是誰被這對夫妻說服，願意在他們工作時幫忙帶小孩。（為了保護這個家庭免受可能的後果影響，姓名均為化名。）這個月，帶小孩的是一個菲律賓女孩，她原本在一戶阿聯人家擔任女傭，因為不堪受虐而逃跑。小寶寶正在長牙，躁動不安，泰瑞莎把他抱在一邊的腰際安撫他，雙眼緊盯著電腦。

終於，螢幕上出現了一張臉，不過是她的姊妹，孩子們的阿姨。她說，孩子們還沒回家。她不知道他們在哪裡。「晚餐後再打，」她以菲律賓通用的他加祿語說完後就登出了。

泰瑞莎的雙肩垮了下來。她換到女兒的臉書頁面，結果驚訝地看到女兒的感情狀態是「穩定交往中」。她盯著螢幕。「她可能是開玩笑的，」泰瑞莎說。她女兒按讚的專頁清單裡有小賈斯汀和電視影集《歡樂合唱團》。還有一個有許多人追蹤的粉絲專頁，那些粉絲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家中都有人認為要盡到稱職父母的責任，比如買教科書、確保祖父母得以溫飽、或是為孩子哪天上大學先做準備，唯一的方法就是到非常遙遠的地方找工作。

我在杜拜逐漸認識泰瑞莎的幾週裡，只看過她情緒失控一次。當時她談到十幾年前在菲律賓的一個晚上，她站在距離馬尼拉一小時車程的家門外，看見街上每戶人家都有耶誕燈飾，每一家都有，唯獨她家沒有。她說：「我們什麼都沒有。」她臉色一沉，哭了起來。

「我聽過很多有關『海外』的事，」泰瑞莎告訴我。「我聽說在海外，你什麼都買得起。」「海外」就好像自成一國，令人讚嘆的事物都來自那裡：金手鐲、「高露潔」牙膏、鹽漬牛肉罐頭。在泰瑞莎和她十個兄弟姊妹從小長大、距離馬尼拉一小時車程的自治市，石造房屋都是用海外的錢蓋的。「我們的房子是木造的，而且非常老舊，」泰瑞莎說。有一次雨季，在泰瑞莎和她姊妹睡的房間裡，一面溼透的牆倒塌了。「耶誕季節到來時，」她說，「我站在我家門前。我說：『第一筆薪水我就要拿來買耶誕燈飾。』」

第一筆薪水來自當地一份賣運動鞋的工作。當時才高中畢業的泰瑞莎，還付不起把房子的木頭牆壁換成堅固的石頭牆壁的錢。但她買得起一串彩色燈飾。她把燈飾擺成耶誕樹的形狀，釘在她家的房子上。「我自己完成了，」她說。「然後我走到家門前，耶誕燈飾就掛在那兒，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做得到。」

就在那個晚上，泰瑞莎認定自己夠堅強，可以去海外。

為了更好的機會而遷徙是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的傳統，但今日生活在出生國以外的人口，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時時刻刻都有大量的人口和金錢在流動，形成如氣候般複雜更迭的全球流通；資源較少的國家輸出志向遠大的貧窮勞工，並仰賴代替這些勞工返回家鄉的財富。經濟學家將這種透過銀行電匯或快遞，把錢送回家的方式稱為「匯款」。由一筆筆小額匯款累積而成的匯款總額，如今構成了流入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巨額資金。匯出這些金錢的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那裡的僱主願意提供工作給貧窮的外國人，而在這些僱用國中，美國排名首位。

然而，地球上沒有其他城市像杜拜那樣將大量的21世紀國際勞工集結在一個浮華世界中。在你以最常見的方式抵達，下飛機進入廣大的國際機場後，還沒走到路邊的計程車招呼站，就會先和許多像泰瑞莎和路易斯這樣的「匯款勞工」擦肩而過了。在「星巴克」煮義式咖啡的年輕女子來自菲律賓，也可能是奈及利亞。廁所清潔人員可能是尼泊爾人，也可能是蘇丹人。高速公路上飛車駛向杜拜市中心的計程車司機，可能來自巴基斯坦北部或斯里蘭卡，或者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至於計程車窗外那些造型瘋狂的後現代主義摩天大樓呢？這棟看起來像一片巨大斧刃的建築，或是那棟宛如在20層鬆餅塔上頂著一顆超大高爾夫球的建築呢？它們全都是由主要來自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南亞男性外籍勞工所建造的。若是在白天，就會有空蕩蕩的巴士停在摩天大樓工地鋼架下的陰影處，等待在黃昏時將工人載回集體宿舍；那些宿舍像監獄營房般擁擠，但是大多數的工人沒有其他選擇。

外籍勞工的居住條件惡劣，這種事在全球都有。不過在杜拜，任何事物都比一般來得誇張。這個城市的現代史始於僅僅五十多年前，先是鄰近的阿布達比發現石油，接著英軍撤出，杜拜與其他各邦成為獨立的酋長國。1971年，六個酋長國組成了邦聯國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次年第七個酋長國加入，而由於杜拜的石油蘊藏量相對較少，該城的皇室將屬於他們的國家新興財富，拿來把這座小小的貿易城改造成令全球目眩神迷的商業之都。著名的室內滑雪坡道只是杜拜某間購物中心的一部分，那個購物中心還不是杜拜為數眾多的購物中心裡最大的一間；最大的那間購物中心有一座三層樓高的水族館和一個全尺寸的冰上曲棍球場。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就位於杜拜；訪客放眼所及，幾乎都是極盡奢華且嶄新的事物。

現代杜拜的規畫者決定要靠外籍勞工來建造這座壯觀的城市，並由他們提供服務；能夠做這些工作的阿聯人太少了，況且這個新興的富裕國家既然負擔得起請外國人來做這些活兒，又怎麼會指望國內的成年人當餐廳服務生，或是在攝氏48度的高溫下灌水泥呢？最後，連這件事他們也做得超級誇張。杜拜的210萬人口中，大約只有十分之一是阿聯人。其餘居民都是全球經濟的出借品，他們所拿的是臨時僱傭契約，並且深知自己永遠也無法取得阿聯的公民身分。

他們所居住的社會和現在仰賴外籍勞工的大多數波斯灣國家相同，也與19世紀工業化的美國一樣階級分明，連區別等級的方式也很相似：依照種族、性別、社會階級、來源國和英文流利程度來區分。在杜拜，專業人士與經理人大多是歐洲人、美國人、澳洲人、紐西蘭人和加拿大人――這些白人多數收入很高，沒有人會把他們當作匯款勞工。他們賺的薪水足夠讓他們把家人都接過來，開Range Rover休旅車，搬進豪宅大樓或庭園別墅。為這些人煮飯、帶小孩的，是匯款勞工；他們也清掃馬路、在購物中心工作、在藥局配藥、在曲棍球場上開洗冰車、在室外酷熱的陽光下蓋摩天大樓――換句話說，就是讓杜拜正常運作，同時將收入寄回遙遠家鄉的一群人。

然而，這個故事的核心無關工作、薪資和國內生產毛額。這是一個愛的故事：說的是在這個有時看似是為了讓家庭分崩離析的全球經濟結構中所存在的家庭親情、互相衝突的責任與關係，以及為了滿足所愛的人在物質與情緒上的需求時所面臨的巨大障礙。大多數身在海外的勞工都身處某種愛的故事之中，而身在杜拜這個世界上外籍勞工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克魯茲夫婦對自己的日常生活充滿感恩，因為從某個層面而言他們特別幸運：他們夫妻能同住在一個屋簷下。有一段時間他們跟所有的孩子住在一起，這可是匯款勞工難得的幸福。然而，第四個孩子出生後（克魯茲夫婦是嚴守教條的羅馬天主教徒［因此不能避孕］），他們實在不堪負荷。曾有過一段婚姻，在菲律賓已經有一個小孩的路易斯，只好把較年長的孩子帶回家鄉。每當我問起泰瑞莎與女兒和大兒子遙遠分隔的事，她就變得面無表情而靜默。「很難熬，」她說。然後她又說：「我想他們跟我的姊妹在一起可以擁有很好的家庭。」她還說：「在那裡，他們會學到如何當菲律賓人。」

在杜拜市內占據一整條街的聖母天主堂中，週五下午的彌撒以他加祿語進行。英語彌撒在週間的其他時間舉行，錫蘭語、法語、泰米爾語、阿拉伯語、馬拉雅拉姆語和孔卡尼語彌撒也一樣。其中馬拉雅拉姆語和孔卡尼語是印度使用的語言。某個週五，泰瑞莎與路易斯聽著負責照管菲律賓會眾的神父托瑪西多‧維納耶西翁透過擴音器傳來的聲音。神父用他加祿語說他最近學了個新詞彙，叫「婚姻恐懼症」，也就是對維持忠誠一夫一妻關係的恐懼。

你一定不能恐懼婚姻，托瑪神父告誡道。你一定不能說出「外籍勞工的家庭很堅強，但真正在海外工作的人，你，卻很軟弱」這種話。幾乎每個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菲律賓人，都有在菲律賓和波斯灣地區的朋友或親戚在持續匯款回家的同時，靠著婚外情來維持遠距離婚姻。「別忘了那些你留在家鄉的人，」托瑪神父說。「別忘了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在這個外籍勞工之都，這就是最常見的故事：你為什麼要來這裡，那些被你留在家鄉的人。而你離開的原因，和你離開的人，最終往往是同一件事。我的女兒、我的丈夫、我的父母，仍然住在村裡、但我擔心他會吸毒的弟弟。因為，我希望這個弟弟可以讀高中。因為，雖然我們八個大男人住在一間四人房裡，但僱主會支付我的住宿費用，讓我可以寄更多錢回家。因為，即使我的僱主沒有負擔住宿費用，我還是可以跟人同住一間房，而且同擠一張床，讓晚班跟早班的人輪流睡，節省房租。因為，當時我老婆懷孕了，而我們擔憂小孩的未來。對了，現在我把我老婆的照片放在行李箱中，而不是貼在床邊的牆上，因為房裡的其他男人看到她，可能會心生邪念。

因為，這是我父親教導我的養家方式――30年前，他為了賺取四倍的薪水並把錢寄回家而離開了我們。

在馬尼拉有一些街區，幾乎每間店門口的櫥窗上都貼滿了離家的誘惑：沙烏地阿拉伯王國，30名三明治廚工。香港，150名家庭幫傭。杜拜，遊樂區服務員、蔬菜包裝工。鋪磁磚工人、稻米採購專員、女性清潔工（面容姣好）、冰雕／水果雕刻師。誘惑菲律賓人離家的工作機會，地點遍布全世界。

當路易斯還是個小男孩時，他父親就接下了這樣的工作，受雇在杜拜擔任焊工。他從此再沒搬回家鄉；現在老路易斯只在偶有假期時回家，與那個仍和他有婚姻關係的女人團聚――菲律賓的法律不允許離婚。路易斯和他四個兄弟姊妹成長的過程中，早已習慣了父親不在身邊，卻也恨透了那樣。「我們所有人會一起送他去機場，」路易斯告訴我。「每個人都得抱他、親他。那是最糟的。每個人都會哭。」

菲律賓和許多貧窮問題持續存在的國家一樣，已經不得不仰賴這種經常性的離別。有一個正式的縮寫名稱，通常伴隨著對這些人為國家與家庭偉大犧牲的讚揚所使用，那就是OFW，即海外菲律賓勞工。在馬尼拉國際機場內特別設有一處OFW中心，全國還有數個政府機構負責照顧他們的需求。

路易斯22歲時，已經結婚且有一個孩子，住在他從小長大、位於馬尼拉南邊的貧困城市。當時他是建築工人，一天賺四美元。這個收入可以餬口，卻無法用他父親那種方式養家。他加祿語中有一句俗話是「卡塔辛沙烏地」，意思是「取自沙烏地的好東西」。菲律賓人用這句話來形容在海外賺的錢所帶來的物質享受――很好的鞋子、不會倒的牆壁――即使這些東西嚴格來說是「取自杜拜的好東西」或「取自卡達的好東西」。

克魯茲家的大院是從水邊一條熙攘商業街旁的狹窄小巷進入，現在已經是一群豪華的住屋，擁有來自沙烏地的各種好東西：軟墊沙發、寬敞的房間、拋光書櫃裡擺著DVD播放機、附有頂棚的陽台可俯瞰一位表親的常設定置漁網。路易斯有兩個姊妹去上大學了。其中一個念的是牙醫專科。

路易斯的父親在一次返家時仔細觀察了兒子的情況，也注意到路易斯的第一任妻子顯然已無心於這段婚姻，因此建議兒子到杜拜找個工資較高的工作。「他知道我的處境，」路易斯說。「所以我母親就帶我去人力仲介公司。」

路易斯至今仍記得他在杜拜工作數週後，寄回菲律賓的第一筆錢：350美元，以他從前的工資計算，幾乎等於三個月的薪水。他直接把錢寄給母親，用來扶養她、他自己的女兒和他的姊妹們。

他寂寞至極。但他賺的錢很多。他有父親作伴。不久後，他同樣已婚的弟弟湯瑪士不再指望菲律賓，離開了妻子和女兒，也來到杜拜。

但這仍然是個愛的故事，而且在匯款勞工的記事中，算是個快樂的愛情故事。路易斯在波斯灣地區工作的同時，泰瑞莎高分通過馬尼拉人力仲介公司的面試。在杜拜，她工作的地方有空調，而且剛開始幾個月，還提供兩人房的女生宿舍，這是許多新進女性匯款勞工特有的福利。那個宿舍是她住過最棒的地方。

她很慶幸自己不是家庭幫傭，不必被困在孤寂的環境裡。英文能力強、又以善良可靠著稱的菲律賓女性，是搶手的看護工，而且不僅在波斯灣國家如此；離開菲律賓的匯款勞工有近半數是女性，她們大多是因為全球對保母、護士及老年照護者的需求而離開自己的親人。不過，泰瑞莎已經聽過太多海外家庭幫傭的生活故事，知道自己不適合那樣的工作。幸運的人會遇到以禮相待的仁慈僱主，但傳聞中的情況通常很糟糕：不能放假、絕對孤立、在僱主家中遭女人言詞羞辱、遭男人性侵。

泰瑞莎還有自己的手機――家庭幫傭另一件常被提起的事就是僱主會沒收女傭的手機，好讓她們更專注於工作、更依賴僱主。她每次前往匯兌處，很有成就感地將她在阿聯賺的工資變成菲律賓披索匯回家鄉時，會留下足夠買食物與其他必需品的錢，後來也在一些值得慶祝的時刻為自己買一點金飾。

由於有太多菲律賓男女最終都來到杜拜工作，泰瑞莎也找到了合得來的朋友，這些年輕人跟她一樣，都從員工宿舍升級，住進了擁擠卻溫馨的男女混居公寓。發展感情是有可能的。無可否認，是複雜的感情；大多數男性在法律上仍與人有婚姻關係，那些人也是他們當初離家打拚的原因。

泰瑞莎在一場生日派對上認識路易斯時，他仍是已婚身分。但他又高又帥，有著迷人的笑容和垂落到眼前的頭髮，而且雖說家鄉是不准離婚的，但心意已決的人，還是可以申請婚姻無效。（當我問托瑪神父，他在聖母天主堂收到多少宣告婚姻無效的申請時，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跟妳說，就像工廠出貨似的，」他說。）

就這樣，為了讓家人擁有可以抵擋雨水的房子而離家四個時區的泰瑞莎，嫁給了一個能告訴她兩年才見得到父親一面到底是什麼感受的男人。然而，他適應力強又堅忍果敢，她也一樣，而且他在之前擔任焊工的工廠爭取到了室內的工作。他喜歡烹飪，這讓泰瑞莎又開心又尷尬，因為她不善於廚藝，而且他知道哪些店設有販賣豬肉製品的非穆斯林專區，這些地方也賣青芒果和蝦米。

工作時靜靜地在店內走道走動的泰瑞莎，已經學會辨認那些不開心的菲律賓女傭：跋扈專橫的女僱主走在前面挑衣服，她們就跟在後面照料別人的孩子。有時候，她會冒很大的風險，在僱主背後用他加祿語低聲對她們說：「嗨，卡巴揚。嗨，老鄉。」妳還好嗎？妳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為什麼不回家呢？「她們說：『不行，家人有需要。』」

腦袋不夠靈光的人聽了可能會納悶，需要什麼，而且需要它還多過需要妳？但是，所有的匯款勞工都知道，需要是很複雜的東西，而且會擴散生長。食物、就學、醫療，還有堅固的牆壁，都是家人需要的東西；尊嚴也是。家中房屋的重建，不是可以半途而廢的工程。在家鄉被送進貴族學校的孩子，需要繳好多年的學費；接下來，訂了門好親事的女兒或妹妹也會需要錢辦一場像樣的婚禮（如果是印度女性，可能還需要嫁妝）。我在杜拜跟菲律賓都曾聽人感嘆過這種期待與依賴持續加深的循環，不在身邊的父母被物質取代，或者海外勞工被當作永遠不能關機的自動提款機等等。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在路易斯菲律賓的家鄉附近旅行，遇見一個他們認識的人，他正好從沙烏地阿拉伯的奈季蘭休假回來。他在餐廳廚房的工作悶熱辛苦又單調乏味，除了大聲叫他做這做那以外，難得有人跟他說話。我問他與妻子團聚一陣子的感覺如何，他搖搖頭。「我在這裡每過一週，就代表少一週的錢，」他說。「她想要我回去。」

新聞記者和人權組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報導匯款勞工的困境：工資遭到積欠、危險的工作場所、惡劣的居住環境、護照被非法扣留。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百般阻撓這些記錄工作。部分非政府組織被禁止在該國運作，國內媒體小心翼翼，避免惹火阿聯官員，因為他們會迅速壓抑任何有組織的抗議行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支持者指出，阿聯仍是波斯灣國家之中對外籍勞工最友善的；女人想穿什麼就穿什麼，非伊斯蘭教的禮拜場所蓬勃發展，而且街道對遊客和居民來說都很安全。

「所有的國際城市都有這樣的問題，」退休的阿聯政治學教授阿布杜卡列克‧阿布杜拉告訴我。「所有的國際城市都是由外籍勞工與廉價勞力打造出來的。杜拜體現出全球化最好和最壞的一面――它之所以最好，是因為它是個非常包容的城市，非常自由而開放。但這個城市也蘊含很多苦難、很多窮人、很多剝削。所以說，你想用哪種眼光來看？樂觀還是悲觀？我傾向兩個方面都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讓約聘勞工順從聽話，最有力的手段就是威脅將他們驅逐出境：你這個不知感激的外籍勞工，要是敢在這裡惹事，我們就立刻把你送回家，過那種賺不了幾個錢的日子。全世界每個勞工輸入國都有這種現象，包括美國在內，而在杜拜和菲律賓，大家都不斷提醒我，匯款勞工去海外工作是他們自己所做的決定。

想像一下馬尼拉機場的場景：擁擠的入境大廳，許多人站在海關外，所有人都奮力推擠，爭看第一批走出來的回國旅客。這大概是13年前的事，泰瑞莎離開三年後第一次返鄉。當她認出她的一個兄弟、接著是另一個、然後是一個姊妹和幾個姪子時，她嚇了一跳：她當初離開菲律賓時，對她不理不睬的每一個親戚，全都擠上借來的車子迎接她回家。她推著行李推車走向他們，推車最上方是一只沉重的紙箱，裡面裝了一台新的彩色電視――大台的。「我們家裡有一台小的黑白電視，」泰瑞莎告訴我。「但我說：『我想買一台25吋電視。』我從他們臉上看得出來，這台電視讓他們有多麼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