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拉為什麼橫掃非洲？

史上最嚴重的伊波拉疫情持續延燒。來自11個西非國家的衛生官員以及國際組織在迦納的阿克拉進行了為期兩天的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因應這場危機。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要阻止3月爆發的這場疫情擴散，必須採取「激烈手段」。迄今，幾內亞、獅子山及賴比瑞亞已有確認感染病例759人，其中死亡人數467人。

過去十年來，監測與反應措施成功遏止了這個恐怖的疾病擴散。既然如此，為什麼這一次的疫情會蔓延得如此嚴重？

非洲先前爆發疫情的時候，圍堵與治療措施往往受到傳統、迷信與貧乏的公衛基礎建設所阻礙，這一次也是如此。然而這一次的大流行為害特別嚴重，原因有幾個。

在此次伊波拉爆發流行的初期，疫情本來可以比較容易控制住，但當地的衛生專業人士幾乎沒有人知道已經發生疫情了。雖然中非經常爆發伊波拉疫情，但這個疾病幾乎沒有在非洲西部出現過。而許多最早染病的人都沒有出血性熱的症狀，因此一開始沒有被診斷出來。這又造成公共衛生系統反應的延誤，而發表聲明的官員往往想要和緩民眾的恐懼，因此提出的資訊有誤，有時還會自相矛盾。

另外，此次疫情已經少見地擴散到都會區，這也讓病毒的擴散更難獲得控制。已經有兩國首都（柯那克里與蒙羅維亞）受到波及，而自由城也岌岌可危。

最早的病例

幾內亞的衛生部在3月10日就收到了有不明而高度致命的疾病群集發生的正式通知。但專家相信，早在2013年12月，甚至更早，在幾內亞南部森林高地城市蓋凱杜的醫院，就已經出現最早的幾個伊波拉感染病例。

幾內亞衛生部在3月14日派遣一組人員前往蓋凱杜調查。直到一週後他們才通知世界衛生組織在幾內亞東南部「伊波拉病毒正在林地區迅速蔓延。」那時已經有49個病患，其中29名已經死亡。世衛組織在3月22日發出警告的一週後，確診及疑似感染伊波拉的人數已經躍升到112人，累積死亡人數達70人。

病患求診時沒有顯著的出血，反而出現較罕見的症狀，包括發燒、嘔吐與嚴重腹瀉。（這也是為什麼醫護人員稱此次爆發的疾病為伊波拉病毒疾病，而非伊波拉出血性熱。）然而即使沒有出血，染病者的死亡率依然很高，在71%到86%之間，而且病毒依然會透過與病患的體液接觸快速擴散。 

「無國界醫師」的工作人員在柯那克里東卡醫院的隔離室穿上保護衣物。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就在這間醫院接受治療。
PHOTOGRAPH BY CELLOU BINANI/AFP/GETTY IMAGES

現在，在幾內亞、獅子山與賴比瑞亞境內，已有超過60個地點出現確診病例，同時威脅到大城市與郊區。即使對經驗豐富的伊波拉醫護人員而言，這種在廣大地區出現多處疫情爆發、同時擴散到大城市的情況，都是前所未見的。無國界醫師組織已經指出，由於此次疫情的範圍太大、受害者人數太多，該組織可提供的協助已經達到上限。

在以前的伊波拉疫情爆發中，例如2004年在蘇丹和2012年在烏干達， 醫護人員的第一反應就是將疑似伊波拉病毒感染者移到隔離設施中，然後由穿著全身保護裝備的醫生和護士在那裡治療病患。同時，其他醫護人員則進入社區展開偵探工作，追溯病患曾接觸過的人裡面有哪些人可能接觸到病毒。最後，感染源被辨識出來並從易感染的人群中移除後，疫情就會趨於緩和。這個方式在非洲最偏遠的一些地方屢試不爽，次次見效。然而，醫護人員必須在疫情初期就展開工作，這個方式才會有效，但這次他們很晚才有機會反應。

現在他們面對雙重挑戰：一方面持續治療病患，另一方面控制疫情。提供治療對醫療人員來說是危險的，而在超過攝氏32度的高溫中，全身從頭到腳穿戴保護裝備對體力的負擔也很大。這個工作的情感負擔亦不小，因為儘管醫護人員竭盡所能治療，多數年幼與年老的患者最終還是會死亡。這一切表示，要為伊波拉病患提供治療不僅需要具備體力與堅強的心理，也要很有勇氣。

深植的不信任感

控制疫情也是艱鉅的挑戰。「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傳染性疾病流行學教授大衛‧黑曼（David L. Heymann）說：「教育群眾是預防疾病在社群中傳播最好的方法。」他過去曾數次參與對抗伊波拉疫情，包括1976年在薩伊（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第一次伊波拉病毒爆發。

但這樣的努力現在碰到一連串困難。讓暴露於風險中的人口獲得正確資訊的工作受到迷信、恐懼與懷疑的重重阻礙。

圍堵疫情的第一步是將患者送到醫療中心接受隔離與治療。但是，被送到隔離病房的社區成員絕大多數都不會再回來，社區內因此謠言四起，說這些病房不是用來進行治療，而是用來從事陰暗的事情。

因此，當醫護人員想要了解誰曾經與患者密切接觸時，患者往往會躲起來。接受隔離的患者也可能脫逃，並由家人藏匿。獅子山已經規定藏匿患者會觸犯法律，然而，懲罰性的措施鮮少對公衛人員有實質幫助。

在居民對於傳染性疾病沒有概念的地方，伊波拉病毒的受害者與其家屬往往會被汙名化。社區中有些人相信，疾病是因為患者受到詛咒，而與患者或其家人往來的人也會受到同樣的詛咒。

當衛生人員穿著看起來像太空服的裝備突然出現在一個社區時，便干擾了社區的生活。而這些社區往往本來就對外人懷抱很深的疑懼。在這次疫情中，醫療人員在不少地方都面對敵意與暴力，一名無國界醫師組織的官員更指出，他們有一組成員迫於當地居民激烈的反應，已經被迫撤離一個疫區。

尋求社區的力量

在爆發伊波拉疫情的地區，居民必須接受特定的傳統活動是危險的，必須停止這種行為，例如以在森林中找到的動物屍體為食。他們也必須願意放棄一些長久以來的喪葬習俗，比如清洗屍體，因為伊波拉病毒即使在患者死後依然可以存活於其皮膚上。

這些公共衛生訊息現在透過當地的電視與廣播發送，但這些訊息究竟有沒有開始改變當地人的行為則仍待觀察。民眾對政府或健康單位的聲明，信任度依然很低。這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為官員說過的話前後矛盾，比如幾內亞總統就曾在4月時宣稱疫情已經獲得控制。公眾的信任感在5月初又受到打擊，當時，各疫區回報感染病例已經減少，有些地方的感染人數甚至已降到零。但很快大家就明白到疫情尚未結束。

伊波拉應變人員回報，地方社群仍然非常害怕，並且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衛生設施與院所。雖然有不少組織努力提升認識，但無國界醫師指出不論是民間、政治或宗教領袖都「未能真正面對這次流行病的規模之大，也沒有幾個高知名度的人物出面幫忙傳達訊息，呼籲大家共同對抗伊波拉。」

世衛組織本周的會議應該能在當地喚起大眾關注這個疾病，然而這樣的覺醒，也必須配合在許多地區推動的、以準確的資訊為內容的公衛活動。如果一個社區對傳達訊息的人有信任感，這類喚起關注的活動就會成功。這表示公衛訊息必須被以特定的方式包裝，能夠將視聽者的文化背景融入於訊息中。公衛教育者必須能夠積極聆聽，這也是為什麼長久以來，在疫情回應小組中一定有人類學者。

現在的目標是尋求社區合作，共同對抗伊波拉病毒。即使在疫情大爆發的混亂之中，公衛人員還是有可能贏得一個社區的信任與合作。在非洲中部一些偏遠角落就有一些社區對伊波拉的認識已經非常透徹，甚至能夠自我監測。但這是長期目標，而且不可能輕易或很快就達成。

迪克‧湯普森（Dick Thompson）從2001到2009年在世衛組織擔任通訊專員。他專門負責疫情溝通，SARS就是由他命名的。加入世衛組織前，他在《時代》雜誌服務了23年，擔任科學與醫療記者及分社社長。湯普森現居於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