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裡的珍寶

這裡是費城自然史學院。我們經過其他兩處館藏區才來到這裡：首先，進入收藏好幾櫃金龜子和採集自世界各國的400萬隻蟲子的昆蟲館，往上爬個半樓。接著，經過一批非常古老的標本──包括泥盆紀時期的有肢魚、湯瑪斯．傑弗遜所有的乳齒象象牙，和一塊塊來自英格蘭的魚龍骨，最後才抵達這些珍奇館藏。

每提到「發現」二字，榮耀總被歸於探索活動。其實，在田野現場找到標本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作業，則全在博物館不為人知的角落和受到悉心照料的館藏之中進行。往往是在標本採集的十幾年後，科學家才開始在這裡描述、命名、標示、登錄新物種。他們也在這裡細細發掘古老動植物的未知祕密，這些標本的生命縱然消逝，卻以獨特的方式存活，留下物理、分子及同位素資料，能顯示演化、生態、醫學到遷徙等各方面的資訊。

自然史學院資深成員，也是作家兼歷史學家羅伯特．麥克拉肯．培克說，學院是由一群業餘的博物學者在1812年所創建，因此它是西半球歷史最悠久的自然史博物館。

人類總是在蒐集東西。不論這是狩獵採集時代的遺緒、是從混亂中創造秩序的需求，或純粹想擁有和保留的慾望，這種占有的衝動都是人類心靈的典型印記。然而，到了病態的地步便是一種危險。對有囤積強迫症的人而言，什麼東西都有其價值。其他人可能執迷於某一樣物品，臣服在作家尼可拉斯．巴斯班斯所謂「溫和的瘋狂」下。1869年，愛書成痴的湯瑪斯．菲利浦爵士說他必須「世上所有的書都擁有一本」。演化理論學家史蒂芬．古爾德曾寫到，對狂熱者而言，「蒐集的熱情全年無休，是一種幸福的執著。」

我們的故事就從這種執著萌芽。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驀然驚醒，看到廣大的世界，重視階級地位的皇室及貴族（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及梅第奇家族），還有醫生和藥師，開始蒐集各色物品，全擺在一個房間內。這種房間稱為「文德卡麥恩」，也就是珍奇室，裡面包羅萬有，有美麗的、怪異的和具有異國情調的物品：經防腐處理的動植物、科學儀器、藝術品，還有基因突變的生物。

「一間理想的珍奇室裡會擺著填充鱷魚標本、保存良好的木乃伊、瓶裝胎兒（最好是雙頭），寶石、礦石和化石、阿茲特克族的頭飾或日本儀刀、油畫以及古董雕塑，」學者泰瑞．巴蘭傑說。巴蘭傑和人共同撰寫了最近一場曼哈頓展覽的圖錄，展覽由收藏家佛蘿倫絲．費爾林頓所策畫。

換句話說，這些現代博物館的前身，謳歌的對象其實是奇珍異品，而非科學。接著登場的，是對萬物秩序充滿狂熱的瑞典植物學家卡爾．林奈。林奈曾寫道：「走向智慧的第一步，就是要認識事物本身。」他發明了一套可將所有生物分門別類的分類系統：以兩個拉丁字組成學名，首字為屬名，末字為種名。

培克說，林奈和啟蒙運動為正規的科學蒐集，以及收藏品在19世紀時從私人轉為公共性質打下了基礎。博物學者開始以審慎嚴謹的態度製作標本。但早期的保存技術有時弊多於利：昆蟲可能泡在酒精裡，蛇類標本裡塞滿稻草，貝類則煮沸後放在木屑裡運送。

現在的標本已不再是以火燒的方式消毒，而是冷凍處理，培克說。利用X光和微電腦斷層掃瞄就能不破壞標本而窺見其內部。保存機構的氣候環境也會維持穩定。「攝氏18至21度的室溫和大約40%的相對溼度，是自然歷史收藏品最理想的保存條件，」史密森學會的鳥類專家克里斯多福．米藍斯基說。

這裡是「人類文化將對於自然界的知識以實體保存的地方，」管理1億2600萬個標本的史密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柯克．強森說。「這裡是金庫，是聖殿。」

這裡也是時光機。史密森的鳥類學家海倫．詹姆斯利用從鳥類化石取得的資料，發現了如今已絕種的島嶼物種。她的同僚，鑑識人類學專家凱倫．布威爾海德，正在調查19世紀博物學家羅伯特．肯尼考特的死亡之謎。

強森指出，這種尖端研究工作已愈來愈透過合作方式進行，這都多虧了館藏數位化，讓博物館得以將標本登記編目，科學家能夠交流資訊，民眾也可從遠端獲取這些資訊。「現在，」他說，「用iPhone就能成為一名馬賽族戰士，還能欣賞館藏品。」

但這並不表示數位科技可以取代真實的館藏品。「實體和數位館藏都有存在的必要，」古生物學者戴許勒表示。「標本實體才是呈現該生物出現在當時當地的最終證據，光是文字或圖像是不夠的。」或者就如培克所說：「如果我們館內有的不是1800萬個標本，而是1800萬張標本照片，我想應該不會有人重視我們。」

強森也同意。「達爾文最重要的見解，就是所有生物都環環相扣，」他說。「而博物館的收藏正好具體說明了這個層面。就算有些物種已經滅絕，但牠們的DNA還在這裡。我們是地球知識的保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