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的煤礦

攝影：琳西．艾達里歐 Lynsey Addario

生活在叢林邊的這名持槍分子，生前與死後的名字不同。有些人以為他名叫普羅尚特，還有些人以為他叫帕拉姆吉特。有時他會自稱是戈帕爾吉，與另一名叛軍首領互換假名，進一步混淆試圖追捕他的印度當局。

我和他見面時，他才剛殺了人，而且又換了個名字。「瑪納斯同志，」他從一棵高大胡桃樹的樹蔭中走出來說道，身形瘦小的他手裡拿著機關槍，在虐疾、傷寒、戰爭與叢林的蹂躪下，他看來疲憊不堪、形容枯槁。

夕陽西下，長日將盡。十幾名持槍分子的剪影潛伏在附近顏色漸暗的綠色稻田中，警戒地等待。瑪納斯和他的手下正在行進，根本沒時間說話。

在印度，這些人只有一個名字：納薩爾派，這些擁護毛澤東思想的叛軍，是印度國內持續最久、最根深蒂固的內部衝突的核心人物。他們發動的戰爭長達數十年之久，如今在印度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喀什米爾衝突餘波下的死亡者還多，印度前總理曼莫漢．辛格曾形容這場戰爭是印度「最嚴重的國內安全威脅。」

在我們見面前24小時的一場激戰中，年僅27歲的瑪納斯和他的手下在一片低矮山丘發動伏擊，殺了六個警察、打傷了八個，現在我們就在這片山丘的山腳下見面。

這場攻擊讓納薩爾派重登印度各報的頭版，震怒的政府派出保安部隊回應。巡邏隊以及直升機在事件發生區域盤旋，對村落和叢林展開徹底搜查。

照理說，納薩爾派應該早已成為歷史的遺跡，而不是在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已經死了很久以後，在一個他從未造訪過的國家，以他之名進行戰鬥與殺戮。但是在印度能源產業爆發式成長的後燄中，開發需求與全球化經濟為他們的戰爭提供了一條生命線，在礦產開發與土地權利的催化下讓這場鬥爭重獲新生。

也因此，印度的能源需求以及產業對原料的渴望，將叢林中憤怒的殺人者和煤礦、鋼鐵及電力的生產連結起來，讓納薩爾派與印度最弱勢的族群之一，原住民阿迪瓦西人，產生了密不可分的關係。納薩爾派的叛亂非但沒成為屬於過去的反常現象，反而在恐嚇、勒索和暴力滋養下，成為預示未來衝突的象徵。這場衝突讓發展與傳統處於對立面，以印度礦藏最豐富的幾個邦為中心展開。

的確，雖然年輕卻已經是納薩爾派「區域指揮官」的瑪納斯，似乎深信貧民對社會的不滿終將助他成就大業。

「成年老虎會衰老、死亡，」他肯定地對我說道，他的雙眼和全世界的激進分子一樣，閃閃發亮，「我們想要推翻的政府也是這樣，衰老、腐敗、奄奄一息，而我們的革命還很年輕，勢必會更壯大。這是宇宙的法則。政客和由人民掌管的新社會之間的戰爭，最終獲勝的一定是人民。」

他一直講到太陽完全沒入林線後，才和部屬一起潛入陰影中。保安部隊正逐漸逼近，他們可不想被包圍。

下次再見到瑪納斯時，他已經死了。在他出生的貧窮村子裡，他的臉從路邊的神龕裡盯著我看。當地人告訴我，我們會面後不久他就在一場槍戰中被殺了。直到讀了石碑上的銘文，我才知道這位有許多化名的叛軍真正的名字：拉立什。

納薩爾派的戰爭總是在道路鋪設的盡頭爆發。大家都這麼說。瑪納斯曾驕傲地告訴我，他已經有六年沒看過一條鋪好的路了。警方、政府官員、民兵部隊、阿迪瓦西部落、當地最貧窮的農民和納薩爾派的成員都這麼說，這是他們唯一的共識。

在印度惡名昭彰的「紅色走廊」叢林中，尤其在查提斯加爾邦與賈坎德邦的叢林中，總會有那麼一個地方：在那裡，道路終於在濃密植被及雨水和熱氣侵襲下棄甲投降，那裡會有最後一座戒備森嚴的警察局，在層層糾纏的鐵刺網與地下碉堡的包圍下，標示著中央及邦政權所及的最遠之處。接著就沒有路了。

路的盡頭後面是什麼？之後就進入另一個世界，那裡是未開發的印度，也是由納薩爾派勢力掌控的領土：一塊屬於平行政權、共產主義、人民法庭、武裝小組和土製炸彈的土地。

納薩爾派的名字源自於西孟加拉邦的納薩爾巴里村，當地在1967年5月發生佃農反抗地主的失敗暴動，衝突中，一名高階警官遭亂箭射死。這起流血衝突引發了一場無組織且零碎化的運動，大致仿效毛澤東的農民革命模式。自此之後，毛主義武裝分子便被稱為納薩爾派。

占地9萬2200平方公里的丹達卡拉尼亞森林成了他們的庇護所，森林的梵文名大略可翻譯為「懲罰的叢林」。這片森林涵蓋查提斯加爾邦與安德拉普拉迪什邦等數邦的部分地區，成為納薩爾派叛軍的某種要塞：例如阿布吉瑪，這片叢林中的叢林是印度少數尚未被完整測繪的地區之一。

在這片叢林裡有許多種死法。納薩爾派用路旁的土製炸彈和伏擊行動殺害警察與民兵部隊。警方在「遭遇」時殺害納薩爾派成員；「遭遇」是當地的用語，意指槍戰與刺殺行動。被懷疑為政府通風報信的人經由人民法庭審判後，被以刀斧處死，導致殺人率激增，但這項數據並未反映在內戰20年來官方統計超過

1萬2000人的死亡人數之中。

最早的毛主義分子是安德拉普拉迪什邦的中產階級共黨激進分子，他們在1989年為躲避當地政府的強力掃蕩來到阿布吉瑪。當時，這場運動可能會完全絕跡，革命意識也在叢林的高溫下蒸發。不過阿布吉瑪成了毛主義革命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這片叢林深處的阿迪瓦西部落就是他們新的、現成的擁護者。

「阿迪瓦西」一詞來自梵文，意指「原生的」或「原住民」，而阿迪瓦西族也是正式的「表列部落」，也就是印度憲法中所定義的原住民族群，在國家立法下獲得某種認可。阿迪瓦西族共有8400萬人（占印度人口的6.8%），主要聚集在丹達卡拉尼亞森林裡和周邊地區。

將納薩爾派運動說成只有阿迪瓦西族參與，未免過於簡化。納薩爾派組織的核心不僅包含印度的表列部落，也包含中產階級學生和達利特人（種姓制度最底層的賤民階級），還有許多戰士來自印度社會弱勢階層，也就是憲法中所述的「落後階級」。

阿布吉瑪的阿迪瓦西族人未經世故又易受影響，成了收留這批逃亡者最好的主人，許多阿迪瓦西人接觸毛主義思想多年後，變成了納薩爾派的新血。

印度有將近1億8000萬人每天以不到兩美元為生，但都會菁英在德里酒吧裡喝一輪酒的費用，可能就超過農民月收入的好幾倍，在這樣的國家裡，激進共產主義會在地方政府鞭長莫及的窮鄉僻壤日益壯大，實在不讓人意外。

然而，納薩爾叛軍的主要活動區域正好位於印度巨大礦產資源的核心，這不僅顯得格外諷刺，也讓他們對印度的未來產生重大衝擊。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為了振興印度疲弱的經濟、並為全國三分之一仍生活在黑暗中的家庭（大約3億人）供應電力的策略中，礦產資源至關重要。

戰場中心位於賈坎德邦與查提斯加爾邦並非巧合。兩邦都是印度礦藏最豐富的地區，煤礦蘊藏量占全國40%以上。它們的地下寶藏還包括價值數兆美元的鐵礦、石灰岩、白雲石和鋁土礦蘊藏量。煤礦為電廠提供燃料，點亮了遙遠的都會區。鋼鐵用來打造莫迪的願景中不可或缺的現代建築、嶄新的科技園區、汽車及工程計畫。

但這兩邦是納薩爾派暴力行為最嚴重的地區，也是全國貧窮率最高的幾個地區之一。2010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協助完成的多維貧窮分析顯示，印度八個邦的貧窮人口（包括賈坎德邦與查提斯加爾邦），比非洲最貧窮的26國人口總數還多。

豐富的礦藏非但未能縮短貧富差距，反而深化了鴻溝，帶來汙染、暴力，並造成生計與這片土地息息相關的人流離失所。這就是賈坎德邦北部卡蘭普拉谷的寫照。這個地區曾以老虎和大象遷徙的主要路線聞名，現在卻是露天煤礦坑之鄉，大量煤礦在此開採。這些煤田在1800年代就探勘完成，後來在1980年代中期由國營的印度煤炭有限公司在當地的子公司――中央煤田有限公司收購。

幾十年來，中央煤田公司提供當地人各種補償，包括就業機會、金錢、重新安置、替代房屋等，換取他們的土地和離去。許多人接受了補償金，放棄並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對於其他人，也就是精神寄託和生計都和土地密不可分的農民來說，金錢的誘惑微乎其微。少數幾群農民仍留在原地，眼看著自己布滿灰塵的房子在礦坑爆炸的震波衝擊下傾圮毀壞，爆炸的衝擊力頻頻撞擊他們的腳底，漫天煙霧抹黑了地平線。

納薩爾派早就在當地紮根，靠著當地居民對貧富不均與被政府遺棄的不滿獲得支持。我初次造訪當地的一個月前，一大批毛主義武裝分子攻擊了山谷內的阿育王礦坑，燒毀砂石車和煤礦公司的吉普車，與當地警方發生一連串槍戰後才被擊退。

「土地就是我們的一切，」隨著另一波礦坑爆炸撕裂天空，亨吉達村當地的一名年輕激進分子說：「我們村子裡有75%的人都不願意把土地讓給中央煤田公司。他們給我們補償金，又提供我們在煤田的工作機會：每0.8公頃的土地換一份工作。可是這些都不夠。錢會花完，工作會結束。而且有些家庭一家九口就靠著4公頃的農田過活。所以我們不會搬走。」

就像許多鄉村的煤礦開採區一樣，當地社群也分成兩派，有些人堅守家園、拒絕礦場的入侵，也有人當起中央煤田公司的土地仲介，負責遊說其他人賣地。毛主義分子輕易地利用了這種情況。意見分歧的團體間已經爆發爭吵，龜裂牆面上的塗鴉更預示著衝突的惡化。

其中一則威脅語帶不祥地寫著：「中央煤田有限公司的仲介，想要我們的土地就拿你們的人頭來換。」許多人搬走只是為了逃離村內破裂的關係。兩年後，我再度來到賈坎德邦，向人問起上次遇到的那名年輕激進分子，我得知他因為疲於應付死亡威脅和警方騷擾，已經放棄了激進活動。他的朋友還告訴我，他也已經找到了新工作――替中央煤田有限公司效力。

說起利用礦產，毛主義分子也絕非省油的燈。隨著我在查提斯加爾邦與賈坎德邦待的時間愈來愈多，有一件事逐漸明朗：採礦和礦產開發導致阿迪瓦西人和弱勢的農村貧民心生怨恨，讓他們明白自己在有人可能賺大錢的土地上，卻是賺不到錢的那群人。但納薩爾派非但沒有做任何事情阻擋礦產開發，反而從中得利。

我問起納薩爾派的採礦政策時，瑪納斯同志從沒迴避過這個話題。他告訴我多數毛主義組織聽到礦業公司來探勘時，不但不會為了捍衛地方土地權而發動攻擊、趕走他們，反而只問一個簡單的問題：「他們會付多少稅金給黨？」

收入對納薩爾派的生存至關重要。與其他叛軍組織一樣，他們需要資金，而礦業可能貢獻的稅金，加上隨著礦業而來的保護費、回扣，以及取得工業爆炸物的管道，遠遠超過毛主義分子每年針對天杜葉（自17世紀開始用於捲菸）或稻米收取的稅額。如果有礦坑遭受襲擊，通常都是因為業主沒付保護費，或沒將利潤分成繳給納薩爾派。

賈拉姆．拉密什曾在印度國民大會黨政府於2014年的選舉中敗給莫迪的印度人民黨以前，擔任印度農業部部長。他說過：「在今天的印度許多地區，毛主義不是由意識形態驅使，而是由稅收驅使。」拉密什當時非常擔心納薩爾派與礦業之間的共生關係，曾公開要求受叛軍影響最嚴重的地區，暫停所有採礦活動。

「哪裡有採礦，哪裡就有毛主義，因為哪裡有採礦，哪裡就有更多收入，哪裡有更多收入，哪裡就有更多勒索，」他補充。「有些印度最知名的企業在毛派控制的地區靠著賄賂毛派分子做生意。我不想指名道姓，但那些都是印度數一數二的大企業。」

10月的某一天，我獲准在賈坎德邦親眼一窺礦業運作情形。打了幾通用暗號溝通的電話後，我和一個陌生人在鄉村市集碰面。然後那個人帶我來到叢林邊的一段廢棄鐵軌旁――這裡是與納薩爾派指揮官，又名朗吉特同志的會面地點，他肩負的許多任務中，也包括監管一間由叛軍掌控的煉焦廠。

這座工廠位於叢林旁的曠野上，距離1986年建於波卡羅的賈坎德邦火力發電廠只有幾公里遠。

他隨後帶我參觀的煉焦過程十分專業――並且完全由納薩爾派經營。這座無照興建的工廠，仰賴當地村民在附近許多鄰近礦坑開採的煤礦。納薩爾派保護這座工廠，也從中賺錢。警方也拿部分利潤，至少在我們參觀廠房時，朗吉特同志是這麼信誓旦旦地說的。他宣稱納薩爾派每個月付給官員10萬盧比（約2000美元），讓他們不找這座工廠麻煩。他也解釋了一套簡單的賄賂體系：收賄的官員拿錢後核發文件，讓每車23公噸重的納薩爾派焦煤取得正當性，得以進入合法的運輸鍊。而納薩爾派每天從中抽取相當於1000美元的稅金。

「我們不是礦業的敵人，」朗吉特同志微笑說，不明白我為什麼不解地皺起眉頭。「礦業可以是我們的朋友。」

用每天1000美元這個數字，乘以納薩爾派地盤裡的數千個非法煉焦廠及煤礦坑。加上龍頭礦業公司每年支付給他們的保護費――據賈拉姆．拉密什保守估計，金額有「幾百萬」美元。再將算式中加入已知的礦藏量、國際企業對能源的渴望、社會不滿、一個發展中的社會因為蓬勃的煤礦業獲利分配不均所產生的分裂，這樣一來，納薩爾派便不再顯得是過時的意識型態產物，而是個資金充裕的複雜叛軍組織。他們看起來像是現代全球化的現象，而不是過去毛主義時代的產物。

如果說叢林提供納薩爾派藏身地點，礦藏給了他們資金，那麼土地徵收與被迫遷離就讓他們有了新血的來源，同時也是政府打擊他們的首要手段。

1894年頒布的《土地徵收法》是殖民時期的過時法律，目的很明顯是為了讓政府依據土地徵收的法理，為公共目的徵用土地。自頒布後，這個法律就一直在印度各地引發激烈爭論，並導致數百萬人因採礦、水力發電、道路與鐵路工程而被迫遷離家園。這項法令在2014年經過全面修訂，納入重要的賠償及復健條款以補償失去家園的人民，但傷害已經造成。光在印度獨立後的數十年間，就大約有6000萬名印度人因土地徵收而離開家園，其中包括約2400萬名阿迪瓦西人。

阿迪瓦西人遭遇的苦難尤其嚴重，他們許多人都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由於印度九成的煤礦、五成以上的礦藏和大多數理想的水力發電水壩位置都位在阿迪瓦西族地區，因此土地徵收就成了一條實質的斷層線，一邊是傳統狩獵採集社會的需求，一邊是快速工業化、而且一心追求更好基礎建設的經濟體的需求。

然而今天，即便是2014年修訂後的新法令也面臨難題。法令原本由拉密什起草，並由即將卸任的印度國民大會黨政府通過，制定了賠償和安置迫遷居民的基準，想平息他們的怒火，並且削弱納薩爾派。不過在工業及礦業利益團體的施壓下，莫迪的印度人民黨政府已經在考慮修訂這項法律，看來土地權在未來仍會是怒火及爭端的源頭。

不論納薩爾派的力量有多少是來自對社會的正當不滿，他們所引發的恐懼是確定的。他們這場戰爭的殘暴，在查提斯加爾邦的一個春日早晨露出真面目。為了追查一份語焉不詳的警方報告中提到的毛派份子攻擊阿迪瓦西村落的事件，我開車深入查提斯加爾邦南部，來到了畢查浦鎮附近。我把車停在阿布吉瑪山腳下的庫土魯村，望入茂密的叢林，看到本來就不比輪胎痕押出的小徑大多少的道路終於愈來愈窄，然後分成幾條小徑，最後隱沒在各種迷人的綠色千變萬化的叢林中。

從外面看來，這片叢林或許很美，但叢林中成年的阿迪瓦西人很少有飲食均衡的，兒童更普遍營養不良。貧血和肺結核十分常見，更偏遠地區的嬰兒死亡率可高達60%。有關阿迪瓦西族的各項統計數據幾乎都讓他們落在印度社會階層的最底層。他們的預期壽命和識字率都吊車尾。75%的人生活在官方貧窮線以下。開發的潛在利益與礦物資源的公平分配，本應大幅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可惜這些資源全都嚴重管理不善。

撇開阿迪瓦西人感受到的不平等、甚至是被國家遺棄的感覺先不談，顯然他們只有極少數人還想過著傳統的狩獵採集生活，一種沒有文字、學校、電力、道路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裡，許多嬰兒和產婦都在生產過程中死亡，而所有的病痛，從腦型瘧到霍亂，都由村中的巫醫治療。納薩爾派也沒提供他們更好的選擇，他們給的只是會提供保護的模糊承諾，和早已被全球其他地區拋棄的過時思想。

在那個溫暖的清晨，我看著這片翠綠的景色，根本無法想像前方可能有什麼樣的危險。茂密的樹林及蒼鬱的長葉馬府油樹樹葉、羅望子樹及油患子樹葉叢中，沒有一點人聲或一絲惡意。

接著，從道路盡頭一旁的低矮部落小屋中傳來婦女的哭泣聲，劃破了這片寧靜。她的啜泣聲只持續不到一分鐘，卻包含了難以撫平的悲傷。我遇到過的阿迪瓦西人都極其冷靜自制，而且堅忍，他們很少表現出如此極端的情感。

村裡的男性將她帶到我面前。她名叫薩莉塔，她的臉因悲傷與震驚而顯得蒼白，但她仍然驕傲，說話時直視著我。她才19歲，是個來自馬利亞部落的阿迪瓦西族女孩。她穿著輕便的部落服飾，姿態一如我在阿迪瓦西村落常看見的那樣：腰桿挺直，步伐堅定。

前一晚，她和其他30個人來到庫土魯村，其中大多數人都來自一個大家族。他們住在叢林更深處的蓋勒比村，在毛主義分子的最後通牒下逃離家園。薩莉塔告訴我，納薩爾派一週前從叢林現身，占領了他們村落，切斷了村子與外界的聯繫。她說一共有一百多名戰士，不論男女全都穿著橄欖綠軍服、全副武裝，聽命於一名叫冉吉塔的壯碩女子。

納薩爾派的武裝隊伍通常會在4月時於這個地區出沒，從阿布吉瑪現身後，沿著叢林邊緣經過一個又一個村子，向部落收取販賣天杜葉的稅金。不過這一次，這些毛主義分子想的不只是收稅金。薩莉塔的親戚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是受過教育的家族，三個月前，他們召集當地人聯署簽名支持一項請願，要求地方政府在蓋勒比村設立警察局。警方進駐的附帶好處之一是道路的開闢。

武裝分子從薩莉塔的家裡抓走了她的父親、兄弟和堂兄弟。接著冉吉塔和她的小組召集全村參與「堅阿達拉特」，也就是現代版的人民法庭，毛澤東在1950年代為了讓農民審判地主創立了這個惡名昭彰的機制。

冉吉塔先宣讀了對薩莉塔一家的指控，接著三名遭指控為政府同路人的人被綁住、蒙著眼，當著沉默群眾的面遭到棍棒和拳頭毒打。「然後突然就結束了，」薩莉塔說。「冉吉塔最後一次對我們發表演說。她告訴全村人，凡是有親戚為警方或地方政府工作的，沒有在一週內離開就會被殺。然後她走向我，說我會在回家的路上發現我父親和兄弟『睡』在那裡。納薩爾派人逼我們喊了好幾遍毛派口號之後才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