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代價：當垃圾淹沒香港

自由之下，香港被有毒電子垃圾攻克了。

鈔票上的血腥味

或許，我們早被自由港的迷湯灌得昏昏沉沉，缺乏對自由背後那極緻的資本主義也來點批判。因此，在電子垃圾以外，香港同時是魚翅、象牙、熊膽、石首魚的國際貿易中心。與其說是國際貿易中心，是否更像世界級的肉檯屠房？只是每宗生意換來的鈔票，血腥味特濃。

追本逐利，人性貪婪，本來就是自由經濟的本質，台灣人應該並不陌生。本來，政策規限和道德制約可以為事情留點分寸，偏偏我們信奉無度的放任。事事講求賺到盡、每每鼓吹消費萬歲，講方便求效率，造就所謂的經濟增長。結局是，贏了，也僅僅是短線的回報紅利；賠上的，卻是永續發展與生態倫理的老本。

香港垃圾量 是東京的1.76倍

看過資料，說台灣推行限塑政策前，平均每個人每天使用2.5個膠袋，已經被指過份；但香港人呢？在實施購物袋收費前，人均棄置量大概是台灣人的一倍，有4.9個。麵包商家為爭取顧客，每個麵包都用上一個塑膠袋，然後再用一個大塑膠袋統統打包起來；消費者貪圖所謂的方便，拿完一個塑料袋又一個。大家都有拿袋子的自由，卻好像沒有節制耗用資源的責任。

一場雨即灑下一整桶的即棄傘套。照片提供：朱漢強。

香港不到720萬的人口，每天棄置相當於528萬個430毫升容量的寶特瓶。照片提供：朱漢強。

汰「舊」換新的觀念，在我城逐漸過時，取而代之主旋律，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下數據正好說明因由：香港政府比較過香港、台北、首爾、東京家庭的人均垃圾製造量，發現後者表現最好，每日只產出0.77公斤，其次是0.95公斤的首爾，再之後是台北的1公斤。香港敬陪末座，平均每人每日製造1.36公斤的垃圾，較東京人多76%。

香港人比東京的老百姓製造更多垃圾，這是那門子的本事？也不要把責任全推卸給陸客，因為那個數字比拼的是家居鄰舍廢物。而阿拉伯數字後面的不單是消費文化，根本是浪費文化。

回收處理 跟不上消費腳步

浪費文化的推手，離不開商家。商家和生產商愛自由，至少在減廢和污者自付的法規上，可以更自由地卸責。說來誇張，香港人口不到720萬，每天棄置到填埋場的PET瓶子卻重達132公噸，相當於528萬個430毫升的寶特瓶，一年丟棄的瓶子相連起來足以繞地球八圈。

香港環保署早年承諾要管制飲品商履行生產者責任，但這些年來兜兜轉轉，消費者和業者仍可繼續逃掉回收的責任。

香港填埋場每處理一公噸垃圾，耗費500港元（約2,000台幣），要擺平這海量的寶特瓶，全年得耗掉9,600多萬台幣的公帑。這筆自由的爛帳，該怎樣去算？誰該去付？

對於回收品的出路，香港政府同樣交給自由市場調節，說白了，就是物競天擇，價高者生存。市場無情，著眼的是回收品的價錢，而非價值。過去，中國經濟強勁，對廢塑膠需求大，回收業者只要簡單的打包紮綑，便可以出口圖利。但當下大陸經濟和石油價格相繼滑落，中下價的回收品全套牢了，整個回收物資的通路便給堵塞住。

垃圾掩埋場 滿溢的物慾

香港的填埋場也很自由，無任歡迎棄置各類垃圾，甚至可回收物。這要拜港英年代的殖民官僚，深信技術萬能、管理萬能，所設計的國際級填埋場滴水不漏，百毒不侵，大家可放心消費，安心棄置垃圾。但填埋場並非無底洞，更不該成為資源黑洞。它裝載不了無節制的物慾，加上前文所述低下價回收品的出口窘局，以致全港三座垃圾墳場，多年來飽受滿瀉的壓力。

廢物管理牽涉一環扣一環的鏈條，其中一環堵住了便會出事。上游要做好減廢，但我們還沒有廢物收費等相應的政策，反倒有消費主義的魔掌在翻雲覆雨；中游的回收管道，又因為下游欠缺市場出路而淤塞，甚至斷裂，打擊了公眾對回收的信心，這正是當下嚴峻的廢物危機。

屋漏偏逢連夜雨，政治上，香港人失去普選行政長官的自由，造成近年的社會撕裂。談論環保等公共政策，大家可能先看政治顏色，而非是非對錯，甚至各走極端，這中間的空轉、內耗，重蹈台灣過去十多年來的軌跡。

香港能從台灣走過的路總結出心得嗎？我也想聽高人指點。如果說民間的自發自強，是必然關鍵，我認同，同時期盼我們有早日走出黑暗、邁向永續的智慧。

期待不久將來大家再到香港時，不一定忙於血拼，也可以漫步我們的郊野公園、到維港聽風唱歌。

 

撰文：朱漢強（香港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

※本文轉載自環境資訊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