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雙城記

柏林攝影：葛德‧路德維格 Gerd Ludwig

雅典攝影：艾力克斯‧馬約里 Alex Majoli

柏林和雅典可以被視為歐洲兩個極端的象徵：一個在北方，灰暗、地處內陸、富裕；另一個位於愛琴海岸，花園裡爬滿九重葛，街上的橘子樹結實累累。

事實上，這兩座城市都不太符合它們的形象。德國的首都洋溢著共產政權解體後的自由活力，享有歐洲夜店之都的名聲，而沐浴在愛琴海陽光下的希臘古都，卻尚未從過去幾年來的歐元危機重創中完全恢復―或擺脫釀成危機的經濟體質。柏林陽光普照；雅典仍烏雲罩頂。

這兩座國都在許多方面都與一般人的預期恰恰相反：雅典僵化、緊繃，身陷困境而前途茫茫；柏林自由、不再威權，是歐洲最開放而兼容並蓄的城市，就算有煩惱也只是擔心成功帶來的問題―對於未來如何則幾乎無憂無慮。

兩座城市分別在現代歐洲居龍頭和吊車尾，卻成為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偉大的歐洲聯盟（歐盟）計畫，旨在修補希特勒的大屠殺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恐怖與傷害，使歐陸團結一致，過去60年來一直努力整合與擴大歐洲共同體。但現在歐元區的19個成員國之間卻有一個不協調之處。它們雖然使用單一貨幣，也就是歐元，但各國的稅制與國家財政的運作卻各不相同。

在雅典，眼前的問題似乎迫切無比。人類學家兼製片者阿瑪莉亞．澤普是主管公民社會的雅典副市長，因推行了許多變革而著稱，她提到當地人「對整個政治體系完全幻滅，人民沒有被賦予權力，因為政治決策發生在距離他們很遙遠的地方。讓人覺得何必投票？為何而投？」

操縱選舉結果的情況在雅典依然十分普遍。市議員或國會議員候選人必須與掌控選票的樁腳達成協議，才有可能勝選。雙方談妥條件，神父獻上信眾，傳統市場的老大則確保攤販選票。許多選票繳回時早就圈選好特定候選人了。「如果我拒絕談條件，」2014年春季地方選舉的一位候選人告訴我，「他們就會說：

『親愛的小姐，事情就是要這樣才能成。別幼稚了。』」

「希臘向來都是如此，」澤普解釋。「講求村鎮生活裡的那種人際網絡，而且有它極具人情味的一面。希臘一直都是這樣運作―要認識人。因為你一定得認識人，才會有人在麻煩來時拉你一把。」

我們聽到種種有關希臘的故事，包括經濟危機和貪腐，嚴重的逃漏稅，醫師被查出詐領國民健保費、金額高達處方藥預算的35%等等，在這些故事的背後都殘留著人際網絡的影子，人們相信人際往來的價值，而不相信制度的正當性，或者說官僚體系實現公正公平的能力。

詩人及記者柯斯塔斯．卡那弗里斯和我坐在雅典一家咖啡廳裡聊天時吐了口煙對我說：「在柏林，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柏林人―不管是誰、不管從哪裡來、不管在柏林待了多久。但在雅典，沒人真的覺得自己是雅典人。這就是差別所在。在柏林，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屬於那裡，在雅典，每個人無時或忘的是自己的故鄉，想的是要如何在他們並沒有歸屬感的城市裡生存。」這就是兩座城市間的極端差異：政府掌管一切的城市對所有人張開雙臂；注重人脈的城市處處瀰漫著自謀生計的焦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歐陸本來就存在的裂痕，也就是南北之間深層的經濟與文化差異開始浮現。人均收入高出希臘五成、國內生產毛額（GDP）是希臘十倍的德國，自然地被賦予了老大哥的角色，在希臘，金融危機則讓醞釀了幾十年的問題通通浮上檯面。

紙牌屋緩慢而無可避免地開始崩塌。希臘政府在2009年透露，年度赤字占GDP的比重並非下台政府所稱的6.7%，而是大約12.5%，國債達4000億美元。希臘陷入信用緊縮，資金迅速撤離雅典，大多流入德國避險。後來雅典政府取得史上最高額的貸款：2010年5月的1460億美元，2012年3月的1627億美元。但貸款條件嚴苛。希臘人必須改變生活方式、撙節支出、提高稅率並加強課徵、刪減浮濫的國民年金，並更嚴謹地管理國政（希臘政府至今還不知道公職人員的確切數目），而這一切作為還必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歐洲中央銀行以及由柏林主導的歐盟執行委員會所形成的紓困方案三頭馬車共同監督。

希臘為此付出了高昂的社會代價。失業率攀升至27%，從此居高不下。雅典15歲到24歲青年的失業率幾乎達62%。過去六年來，希臘經濟規模縮小了30%。暴動撕裂雅典市中心，對外國移民的暴力事件激增。最糟的情況或許暫時已經過去。但不意外地，希臘首都依舊籠罩在紛擾與疲憊的氣氛中。

和這兩座城市裡主要的公共知識分子談過後，你會發現一種深刻而不安的自省。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柏林一樣，這麼清楚地展現出過度的政治野心、暴政、壓迫、分裂和人性失敗的例證。走在街上，每個角落都讓人想起19世紀和20世紀的歷史。這裡曾是偉大的權力中心。歷史的教訓寫在這座城市的地景上―寫在巨大而如今已半空的納粹時期滕珀爾霍夫機場上、寫在博物館島上彈痕累累的石造建築上，寫在不容錯過的柏林圍牆遺跡上。想稱霸天下者終將自嘗苦果；想毀滅他人者終將招致毀滅；想成為世界的中心，你的城市終將遭到瓜分與占據。

曾任德國議會議長及副議長的沃夫岡．蒂爾澤，是1989年柏林圍牆拆除後對東西柏林統一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堅決認為「德國人和柏林仍深受其歷史影響，還沒準備好將自己視為一個重要國家。20世紀的邪惡歷史在柏林清晰可見，這是在其他任何一國首都都看不到的。我們不想隱藏或逃避柏林的歷史，而是要面對它。」

柏林市政由該市的參議院掌管，參議院發言人理查．蒙說：「柏林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改造。1989年後，柏林花了十年才找到自己的定位。」用他的話來說，這個定位就是：「一座心胸開闊的城市，接納國際社群，讓年輕人能夠在這裡生活，找到自己的想法。」換言之，就是與過去以柏林作為展現權力之地的定位恰好相反。機會取代了權威，成為柏林DNA的核心要素。

但有一個問題。柏林缺乏產業以及大企業，代表這座城市從過去到現在的稅基都不足。即使現在，柏林的負債仍高達770億美元，如果沒有德國其他各邦及聯邦政府的補助，負債將占市府年度預算的20.7%。少了德國其他地區的援助，柏林就會破產。儘管柏林正逐漸縮減年度赤字，也鼓勵新企業進駐，但至少在柏林，似乎沒有什麼要趕快填補缺口的急迫感。柏林以一種無憂無慮的態度看待自己的未來，自視為前市長所言的「貧窮但性感」的城市。

柏林經歷了巨大的轉型，從歐洲紛擾的霸權之都成為自由的象徵，但南方雅典的故事恰恰相反。瓦西利斯．帕帕狄米特尤在希臘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到2011年間，擔任當時希臘總理喬治．巴本德里歐的新聞祕書，按照他的說法，希臘在1981年加入歐盟時，「就像船終於入港。」過去，希臘遭到北方的蘇聯集團孤立，與東邊的土耳其陷入難以持續的武器競賽，又窮到無以復加，因此在加入歐盟那一刻，是希臘人「第一次覺得自己真正被視為歐洲的一部分。」

成為歐盟成員國，為雅典開啟了一長段充滿樂觀、有補助金挹注和成長的時期，在2004年主辦奧運並興建雄偉的新衛城博物館時達到巔峰，並藉此向全世界宣示希臘變得多麼現代化和先進。

在埃萊奧納斯鎮郊廢棄工業區的實驗劇場擔任導演的艾莉．帕帕康許塔汀紐說，歐元危機「讓希臘人共同感到罪惡感，好像在某方面，我們每個人都要為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壞事負責」。這大大打擊了希臘的民族自尊。帕帕狄米特尤說，這「證實了希臘人最深層的恐懼，也就是他們根本不屬於歐洲。」

危機後的撙節政策所帶來的社會與個人痛苦到現在依然強烈。愛麗米娜．昆達拉托斯有一個重度殘障的青春期女兒需要她照顧，想到每天為了取得社會福利金必須經歷的重重困難，她就感到非常無奈。她從2013年6月起就一毛錢都沒領到。在此之前，她每兩個月還能領到1300美元。但後來醫生罷工，她被轉給不適合的醫生，這些醫生將她轉診，後來她又被轉到偏遠的診所，不但約診極為困難，更幾乎無法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到達，而她又沒有車。「醫療體系的公務員都亂了套，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了。」

中產階級發生結構性的改變，陷入貧窮。祖父母搬去和子孫同住，年輕人離開城市回到故鄉。私人家教一直是希臘教育制度的一環，但現在許多家庭都請不起家教了。雅典市中心的人口持續減少；2011年人口普查顯示，市區有近三分之一的公寓閒置。有些地區的房價跌了四成以上。雖然有為了刺激買氣的廣告強打凱拉米克斯區新開的夜店或蓬勃發展的藝術圈，但當地經濟確實已普遍衰退。

雅典最激進的國立雅典理工大學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重鎮，校園周圍的街道上依舊滿是塗鴉―如「吃掉富人」、「殲滅過去」、「燒掉監獄」等等，而科羅納基區最時髦的商店街有三分之一的店面閒置。穿著橡膠防護衣與防刺背心、手拿1公尺長警棍的警察，仍然聚集在亞歷山德羅斯．格里戈羅普洛斯街的咖啡廳外；2008年12月6日，15歲少年亞歷山德羅斯．格里戈羅普洛斯在警民衝突中遭一名警官射殺後，這條街就非正式地改為他的名字了。

社會與經濟動盪導致雅典部分地區爆發仇外情緒。阿伊歐斯．龐特雷伊蒙是極右派政黨金色黎明支持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我和當地居民協會會長談話時，他帶我去看一處燒得焦黑的洞窟，那裡原本是一座臨時清真寺，後來在2011年的一場大火中燒毀。「還有比70雙鞋子擺在清真寺外面的人行道上更噁心的畫面嗎？」他說。「所以當然會被燒掉。」他認為雅典或許能容許在市內蓋清真寺，但絕對不能有宣禮塔。「這會讓我們想起鄂圖曼帝國帶來的恥辱」―在希臘獨立前的好幾個世紀，雅典只是土耳其帝國的一個城市而已。

怒火高張的時期已經過去。去年春天最激烈的示威活動，是財政部清潔工為了爭取工作的靜坐抗議。當時他們在財政部旁邊的街上坐著抽菸聊天了一個早上。市內有些地區已經出現樂觀的商業跡象。網路新創公司如Taxibeat已籌募了數百萬美元的創投資金，他們的口號是：「當個21世紀的計程車司機。讓你的智慧型手機成為新財源。」各類電子商務公司開始進入市場。街頭藝術家也開始向國外收藏家推銷自己的作品。有一位名叫可考．洛克斯的男子在浦西里區一座廢棄工廠的牆上噴漆塗鴉，並在其中一幅作品貼上標籤，寫著：「如果想買我的作品，我就在這條路12號的藝廊裡。」

與此同時，雅典各地都冒出了地方團體，尋求適合當地的解決方案，包括清運垃圾，在廢棄土地種樹，重新油漆兒童遊樂場，透過導覽帶市民認識他們不熟悉的區域，在建築物的外牆加上以簡單的希臘文寫成的歷史簡介，用針織品包覆克羅克特隆尼廣場的樹木，以這種「針織塗鴉」讚美這些樹木和它們的美好。

這種對市內毀損或廢棄空間的臨時性運用是一種全球現象，在柏林也隨處可見，但同樣的活動在不同地方意義卻不相同。雅典人面臨的問題是挫敗與幻滅感。柏林卻正好相反，他們的問題是柏林著名的自由精神可能因為城市太過發達而面臨威脅。當地民眾也會示威，反對新公寓大樓的興建。柏林有些地區現在面臨的新問題是金錢，例如十字山區和米特區，這些地方曾是柏林圍牆倒塌後、90年代出名的占屋區和藝術中心。但資金的力量，也就是受到柏林的迷人形象吸引而湧入的財富所帶來的仕紳化，恐怕將改變這座城市珍貴且兼容並蓄的社會結構。

柏林自有其避免失敗的方式。只有透過融合及參與，透過親密合作的形式，任何一座現代城市才可能保有人性精神。這樣的信息來自柏林的每個角落。社會歷史學家馬可．克勞森與製片人羅伯．蕭自2009年起，在柏林市中心一棟二戰期間遭轟炸且從未重建的大型猶太百貨公司遺址上，經營名叫「公主花園」的社區園圃。如果有人認為這座0.6公頃的園地所生產的食物有限，克勞森會回答：「不。我們創造的是社會交流。我們營造的是鄰里情誼。」他說，這座花園「象徵了許多人渴望的東西」。

對許多人而言，這種源自1989年西柏林占屋區的柏林文化正面臨威脅。克勞森問：「如果我們繼續把房屋和土地賣給出價最高的人，這座城市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打造柏林的不是都市規畫者和建築師，而是這座城市的文化和日常交流。」對於一座好城市該有的面貌，這是個很有力量的願景：不受金錢或權力支配，不讓房地產趕走人性。諷刺的是，克勞森所說的，恰好就是希臘文化以之為根基的人際接觸與人際網絡的理想，但這個理想已證明很難融入現代國家的制度：要如何讓人性的連結與一個泛歐洲經濟體同時並存？

從政多年的沃爾夫岡．蒂爾澤數十年來一直密切參與新德國的建立，他認為「這座城市過去的魅力就在於它還沒定型，以前有閒置的空間和很多混亂無序。可是現在這種混亂的魅力正逐漸消失。」蒂爾澤估計，在他居住的普倫茨勞貝格區，有九成的居民是過去25年間移入的。「這表示有另外九成的人被迫移出。仕紳化是過去十年間發生的，而且是痛苦的經驗，」他說。「市民會期待政府踩煞車、抑制這樣的過程，就是希望讓這個經驗不要那麼痛苦。」德國自1945年以來的成功，本就是德國人口中「具社會面向的資本主義」的產物。

我在十字山區遇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年輕母親，她對我說，有錢人把車停在她家的公寓大樓外，上下打量這棟大樓是否適合被仕紳化〔也就是重建以提高其租金與房價〕。「他們不需要學校，」她說。「他們只想要停車場。」她說每次看到豪華的大車載著一整車的投資客，她都會大吼：「滾開。這是我家―不是你們的錢。」

柏林要能夠避免現代性的壓力，關鍵在於不要讓兼容並蓄的社會結構受到損壞。無論如何都要避免陷入倫敦模式（不顧一切、放任自由市場決定的房價）以及巴黎模式（白人居住在超級時髦的市中心，周圍是貧窮且治安不佳的移民郊區）。

這就是中心的矛盾之處。柏林的繁榮建築在一座看似自由、其實經過審慎規畫的城市之上。而雅典則被自相矛盾的文化束縛，這個文化在最深層對權威的價值抱持懷疑，而且一貫地破壞權威。這兩座城市現在面臨的問題分別是：要如何對抗市場對城市發展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以及如何建立能夠取信於民的國家機構？眼前還沒有簡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