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林肯

那具黑色的箱子躺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地底深處，置於厚重的玻璃櫃中，以金屬格柵阻隔，彷彿它是一件危險物品。或許某方面來說的確如此。1865年4月，木匠打造了這具以絲絨覆蓋、稱為「林肯靈柩台」的棺架，用來在國會大廈的圓形大廳內停放這位遇刺身亡總統的棺木；黑色布幔掩藏著他們匆促釘起來的粗糙松木板。此後只要有國家烈士或英雄的遺體停放在此供人瞻仰，靈柩台就會被推出來：包括前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威廉．麥金利、約翰．甘迺迪與著名軍事將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其餘時間靈柩台則置於國會遊客中心的一處壁龕內，默默等待著下一個美國偉人死去，很少引起如織的遊客注意。

亞伯拉罕．林肯在150年前的這個月遇刺身亡的歷史，已經被重述和重演過無數次了：前往劇院的死亡之旅、總統包廂內的槍擊、行刺的演員往舞台上誇張的一躍，以及最後在一家廉價旅舍房間內降臨的死亡。後面發生的事情，知道的人就少多了。美國上下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哀悼林肯。這段過程不僅定義了一名美國英雄被人記憶的方式，也為美國公民建立了一個新的儀式：舉國之人共同默哀的一刻。

林肯死後的那幾週，送葬列車經歷了迂迴的旅程，從華盛頓特區駛回他在伊利諾州春田市的家鄉，沿途可能有100萬名美國人排隊走過未封棺的靈柩，瞻仰他們殞落領袖的遺容。另有數百萬人――可能多達美國北方三分之一的人口――目送送葬的隊伍經過。那段歷史並不算太久遠，而且我最近發現，即使在今天，沿著林肯送葬列車的路線走一趟，就會了解他的精神依然深入這個他所深愛並拯救過的國家。

在林肯最後一段旅程的第一天，即4月19日，當靈車從白宮駛往國會大廈時，跟隨在後方的士兵、官員和百姓形成了長達數公里的人龍――有一名記者稱它為「美洲大陸有史以來最盛大的送葬隊伍」。暗殺發生前的那段日子，整個華府和半個美國都為了南方邦聯於阿波馬托克斯投降而歡欣鼓舞。此刻，為了慶祝勝利而懸掛的旗幟都覆上了黑色縐綢。兩天後，一列九節車廂的火車駛出華盛頓特區的主車站。這列火車往北行駛，出發才不過幾分鐘，就進入了不久之前還准許蓄奴的地區。

從弗里蘭（「自由地」之意）到新夫力敦（「新自由」之意）的路上，昔日的鐵軌先在馬利蘭州緩緩爬升，往賓州的丘陵前進。這兩座小村莊的其中一座就位於分隔馬利蘭州和賓州的梅森－迪克森線南面，另一座則在北面。馬利蘭州在林肯死前五個月通過了解放黑奴的法案；在此之前，梅森－迪克森線就像是一道通了電的藩籬，橫亙在400萬人與自由之間。

林肯送葬列車沿途經過的舊時鐵路用地已在1980年代停駛火車，現在成了一條健行步道。一根木樁、一張長椅和兩張野餐桌，是梅森－迪克森線僅存的標示。我在長椅上坐下，身體的左半邊在南方，右半邊在北方，這道邊界的全然無形讓我感到驚奇。我看著一隻淡綠色尺蠖沿著我襯衫的前胸從賓州爬到馬利蘭州，然後折返並再次越過梅森－迪克森線。

地球上最難以跨越的障礙――誠如律師林肯所知，也誠如作家林肯所知――往往不是由圍牆與壕溝所形成的，甚至也不是高山和大海，而是法律和文字。在這裡，我比在任何其他歷史遺跡時更深刻地體會到奴隸制度可怕的隨機和專斷。但是林肯也深知，一條由法律和文字構成的界線無論再怎麼可畏，都可以用新的法律和文字抹除。他讓這條界線消失了。難怪在林肯送葬列車出發的第一天，鐵道兩旁從早到晚都站滿了剛獲得自由的非裔美國人。

當然，看不見的界線依舊遍及全美各地――即使已經不存在於奴役與解放之間，至少也存在於不同人士對「自由」的見解中。對許多人來說，林肯和南北戰爭依舊是塊試金石。我開著車持續這段旅程時，在新夫力敦北方數公里處看見一輛保險桿上貼著南方邦聯旗幟的雪佛蘭休旅車，於是我跟在它後面，駛進了「梅森－迪克森餐廳」對面的停車場。那輛車的駕駛要去酒品專賣店，但他很樂意跟我聊聊。

基斯．蓋特納是一名退休州警。他告訴我，他的祖先中有13個人為北方聯邦作戰，3個為南方邦聯效命――不過他自己效忠的對象是南軍。他說，他們代表了某一種自由：「自由就是有權利選擇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要合法就行。如果你真的深入了解南方邦聯的信念，就會明白他們非常愛國。他們也不想要戰爭――只想要不受干擾。」

把蓄奴的南方邦聯視為與個人自由有精神相通之處，實在很諷刺。但在這個賓州鄉間的保守地區，許多人對自由的看法和蓋特納一致。

順著路走下去就是「夫力敦軍械庫」射擊場及槍枝專賣店，我停下車，進去拜訪店主；他名叫史考特．莫里斯。我們隔著潔淨明亮的玻璃櫃客氣地交談，櫃子裡的商品都有著「愛國者」、「野蠻人」和「擲彈兵」這類的名字。

「冷戰期間，我在鐵幕後方180公里處的柏林服役，」莫里斯跟我說。「在許多不同的層次上，我都了解何謂自由。沒了持有槍械的權利，就不會有自由。」

在林肯的時代，這個地區也以贊同南方的主張而聞名。不過送葬列車於4月22日抵達的費城，卻是廢奴主義的重鎮之一。總統的遺體停放在美國獨立紀念館，一旁被用來象徵廢奴運動的自由鐘覆著黑色的布幔。約有10萬名哀悼者日以繼夜地排隊通過那間曾經見證過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簽署的會議廳。

林肯在遇刺的四年前曾經到過獨立紀念館，那次的造訪令人難忘，並且離奇地透露出不祥的預兆。1861年2月，戰爭即將爆發，林肯在前往他第一任總統就職典禮途中，於黎明時分在這棟地位崇高的建築升起了美國國旗，並慷慨激昂地陳述了《獨立宣言》的意義。

他說，這份文告不只是關乎將美國人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已。更確切地說，「《獨立宣言》就某種程度而言，不僅將自由賦予這個國家的人民，更為將來的世界帶來希望。就是這一點讓人盼望，只要時候到了，所有人肩上的重擔都將卸下，而全部的人都將擁有平等的機會。」停頓片刻後他又說：「如果不放棄這個原則，就無法拯救這個國家的話――我要說的是，我寧願在這裡被暗殺，也絕不放棄原則。」

林肯這一席話依舊讓艾達．貝羅深有共鳴。和我在獨立紀念館會面的她，從1960年代開始就會和其他社運人士聚集在這裡，參與美國歷史上最早的幾次同性戀權利示威活動。當時的遊行者只有寥寥數十人，往往比高度戒備的警力還要少。現在這裡有一面州政府立的歷史標示牌，紀念這群示威者――而且就在我造訪的數週前，賓州開始准許同性伴侶結婚。

聽81歲的貝羅講述自身經歷，就像在聽「地下鐵路」的故事（地下鐵路是19世紀時幫助黑奴逃往自由地區的祕密網絡）。在同性戀平權運動發展初期，同性戀權利的觀念在大多數美國人眼中，最好的情況是被認為可笑，最差的情況是被視作危險。警察經常掃蕩城裡的同性戀酒吧；性向曝光葬送了許多人的事業，驅使一些人自殺。「同性婚姻甚至不在可能發生的範圍內。」

雖然這個觀念在林肯的時代大概會更令人難以接受，但貝羅毫不猶豫地相信林肯和她志同道合。她說，18世紀時建立美國的開國元老在這棟建築裡構築了宏大卻不盡完美的理念。

「我想亞伯拉罕．林肯真的了解，除非讓那些原則適用於所有人，否則都只是虛假的承諾。他明白需要把其他的弱勢族群納入考量。」

「他為我而死！他為我而死！上帝祝福他！」

這些話是一位老婦人在目送林肯靈柩經過曼哈頓下城區的街道時，流著淚說的，話語中表達了她和許多非裔美國人對總統之死的感受。不論白人或黑人，所有人都知道，是林肯在推動終結奴隸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埋下了最終奪去他性命的深切仇恨。很自然地，非裔美國人希望能走在哀悼群眾的前排；當時有五千多名非裔士人打算參與紐約市的遊行。然而，許多白人不以為然。送葬列車抵達前幾天，市政當局宣布黑人遊行者不得出現在隊伍中。戰爭部長愛德溫．史坦頓從華府發出一封措辭強烈的電報駁回這項禁令，但是恫嚇手段已然奏效。4月24日百老匯大道上的盛大遊行隊伍中，有數以千計的愛爾蘭裔消防員、德裔移民組成的行進樂隊、義裔人士的社團、羅馬天主教神父和猶太教教士，還有麵包店員工、雪茄業者、共濟會、歌詠團與禁酒運動人士的特別代表團。數百名非裔人士則走在隊伍最後面。

今日重溯林肯的送葬路線時，往往會令人想起當年的苦澀教訓。我在水牛城造訪了城裡建於19世紀的地標：不只是曾是西部門戶的伊利運河終點，還有密西根街浸信會禮拜堂等古蹟；這座教堂建於1840年代，是城裡在知識上和政治上都很活躍的黑人社群的聚集地。當年，全美知名的運動人士和傳教士在充滿陽光的美麗聖堂中演說，逃跑的黑奴則躲藏在地窖裡。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周圍的街區內興起了一個由商店、餐廳和俱樂部所形成的社區，並且蓬勃發展。

現在，水牛城是全美最貧窮、種族隔離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城裡的非裔青年只有半數完成高中學業。教堂周遭的街區大多是空蕩蕩的店面、國民住宅及狹長的房屋。讓我驚訝的是，往北走幾個街區，原本破敗的都市景觀就被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取代了：閃亮的醫院與辦公大樓林立在道路兩旁，附近還有更多建築正在興建。那是水牛城新的醫療走廊，也是讓人期待的經濟復甦跡象――只是，我所見到的每個人，從病患、醫護人員到建築工人，卻幾乎都是白人。「密西根大道快要變成我們的梅森－迪克森線了，」曾經擔任市議長，並且長期身為地方非裔族群領袖的喬治．亞瑟說。

「醫療走廊為白人社區帶來繁榮，可是這份繁榮幾乎完全沒有觸及到我們的黑人社區，這裡是全國失業率最高的地區之一。」

林肯的送葬列車沿著哈得孫河前進，穿越紐約州，再順著伊利湖岸行駛；它所駛過的鐵路通道和美國國鐵公司現在所使用的是同一條路線。在1860年代的美國，鐵路不僅是新科技――還是一種全國性的狂熱。南北戰爭結束的幾個月前，廢奴主義領袖威廉．洛伊德．蓋瑞森述及火車帶來的變革時著重其精神上的意義，強調它不僅促成經濟的繁榮，還帶來大規模的人性交流：「願這種交流方式和生命的連結繼續增長下去，直到所有國家都同感一心，對這座共同的聖殿感到崇敬之意！」

送葬列車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市與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市之間所行駛過的南北戰爭時期鐵道網絡，遺留下來的部分很少。然而，當年林肯的遺體也曾經過這裡。

即使在這些偏遠的村落，暗殺者約翰．威爾克斯．布斯的子彈命中目標後數小時內，人們大概也都得到了消息。送葬列車在兩週後到來時，他們都等著為已故的總統送別。列車在夜裡行駛於大城市之間――但是並非在黑暗中前進，因為幾乎每一個鄉間平交道都有篝火在燃燒。多達萬名的群眾於凌晨3點或4點時聚集在某些村子的車站；在那個多數人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年代，這是件令人無法想像的事。在印第安納州的格林菲，電報傳來列車就在數公里外的消息。一名年輕退伍軍人為了消磨等待的最後幾分鐘，便對群眾大聲朗讀林肯的第二任就職演說。黑色的火車頭接近時，鎮上的牧師帶領大家禱告。接著，火光短暫地搖曳映照在載有靈柩的車廂、發亮的油漆和滾著銀邊的縐綢上，從小小的車窗看不見車廂內令人哀傷的乘客。此時幾乎每個人都在流淚。最後氣笛聲響起，火車，以及歷史，都繼續前進。

和平大概就是像這樣：某個暖和的週日下午，芝加哥郊區的一座人工湖上有人在划船。他們回到岸上後，我才注意到其中一個人的腳跛了。他很年輕，體格健壯，卻和老人一樣拄著柺杖。

這名年輕退伍軍人是布萊德．舒瓦茲，2008年某個秋日早晨在伊拉克的遭遇，使得他將終生殘障。當時他乘坐的悍馬軍車引爆了一枚土製炸彈。他沒死，但身體和心靈都受到重創。回到家鄉後，他睡覺時枕頭下會放一把裝了子彈的手槍，床邊的梳妝台內還有一把。有天夜裡，他從惡夢中驚醒，才發現自己在幻覺中把妻子當成了攻擊者，正拉著她的頭去撞牆。

舒瓦茲告訴我，他一直都對歷史有興趣；志願到伊拉克服役之初，他感覺好像在參與自己時代中的一個偉大歷史事件，就和參與南北戰爭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士兵一樣。但他很快就改變了看法。「我在那邊的時候，並不覺得自己在參與歷史――只是在工作，」他對我說。「而且我不認為我們改善了任何事。我失去了許多朋友，也在那裡流下了血汗與淚水，有時候我覺得那一切似乎毫無意義。」

1865年春天，許多美國人也覺得南北戰爭同樣沒有意義又後果慘重。這場衝突的起因並非外國勢力入侵，而是內政出了嚴重的差錯，足見其毫無發生的必要。結果這場內戰奪走了75萬條人命，很多家庭沒有親人的遺體可以埋葬，也沒有任何遺物可以珍藏：許許多多的男孩和男人，就這樣葬身在維吉尼亞州或田納西州的泥濘中。

或許那就是美國人對林肯在耶穌受難日的殉難，會如此哀痛逾恆的原因。「當時民眾還在陸續收到親人的死亡通知，」歷史學家瑪莎．侯德斯說。她的新書《哀悼林肯》探討了這位總統之死及事件發生後的影響。「林肯的葬禮宛如為永遠回不了家的兄弟、兒子或父親所舉行的一場替代性儀式。」或許那也說明了為何人們不僅很在乎能否親眼看到林肯的靈柩，也堅持排隊瞻仰他的遺容。

哀悼民眾像崇拜聖人那樣收藏與林肯有關的紀念品，像是一小片靈柩台的布幔或一小塊送葬列車上的縐綢。林肯死後不過幾個小時，他那件染血襯衫的一小片碎布就能賣得一個五美元金幣。最觸動我的是那些過了一個半世紀還繼續保存下來的花圈與花束殘餘。一片月桂葉，一個顏色褪成了鐵鏽色的玫瑰花蕾：它們是死去的祭品，彷彿那個春季被獻給了林肯。

列車抵達春田市前的最後一站與這段旅程的意義很相符，那就是春田市北方50公里的伊利諾州林肯鎮。十多年前，尚未當上總統的林肯還是州眾議員時，它就是第一個以「林肯」命名來向他致敬的城鎮了。後來還有許多城鎮都是如此。

某天黃昏，我來到林肯鎮上。那裡暮氣沉沉，維多利亞時期的店面外觀早已破舊。龐大的郡府大樓所在的主廣場上幾乎沒有任何人影，只有幾個十幾歲的孩子騎著越野單車繞圈子。在那棟又大又古老的建築一角，我發現了一根白色大理石柱。

百年來的酸雨蝕去了亡者的姓名和奪去他們性命的戰役名稱，讓這座紀念碑反而像是古埃及或巴比倫時期的遺物，而不是用來紀念現在鎮上居民的祖先。柱子上還隱約留著模糊的隻字片語：「湯姆林……大衛……夏洛。」旁邊一塊年代較近的標示牌上引用了戰爭爆發一年後、1862年4月的一篇當地報紙報導：「本郡『傷亡』名單僅占本報欄位的一小部分版面，但是，唉！……名單上的每一個名字，對深愛這些官兵的人來說，都是一道晴天霹靂。」

我停下來讀這段文字時，單車少年中有一個把棒球帽反戴的邋遢金髮小孩騎著車子過來，問我在做什麼。沒多久，他就說起了有關林肯的故事――有林肯鎮的故事，也有林肯總統的故事（他親暱地稱呼林肯為「亞伯拉罕」）。提姆．伊凡斯現年17歲，就讀高二，對未來有著諸多憧憬。他想當建築師，想當水下焊工，也想當職業單車特技選手。我指著大理石柱問他有沒有考慮過從軍。「偶爾吧，」他不怎麼肯定地說。不過，他還有別的計畫。就和名字刻在這座紀念碑上的人一樣，我想，也和名字刻在其他紀念碑上的75萬個人一樣――每一個名字都曾經是一條生命，和眼前這位少年的生命一樣複雜、一樣不確定、一樣樂觀。

林肯終於在過世近三週後，於5月4日安葬在春田市。他的墳墓令我大失所望。這座墳墓自1865年以來重建過兩次，最近一次是在1930年代，改成不搭調的裝飾藝術風格，歷史感和一間辦公室大廳差不了多少。

（棺木於下葬後的數十年間被移動了不下14次，彷彿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處理它。）牆上的銘文很長，內容幾乎講述了林肯生平的每一個細節，就是沒有提及《解放奴隸宣言》。一位導遊對群集的遊客說，林肯的遺體安放在3公尺厚的混凝土之下。想到林肯的肉體還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某個地方，就覺得很奇妙，更何況還是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幾個小時後，我前往數公里外的另一處墓地。我抵達時這裡一個人也沒有，只見一排又一排外表一模一樣的白色墓碑。巴特勒營國家公墓埋葬了超過1000個死於南北戰爭的軍人，他們大多悲慘地病死在附近的訓練營和軍事監獄中。在切割平整的大理石碑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軍官與大兵，黑人與白人。還有北方人與南方人，因為這裡也埋葬了數百名南方邦聯的囚犯，他們都流落在離他們奮力保衛的土地很遙遠的地方。許多墓碑上沒有名字，但多數都有死亡日期。有一整區的墓碑上所刻的日期是在4月的頭兩週，其中幾塊刻的是4月14和15日，和林肯在遠方的華府遇刺的時間一樣。這幾塊墓碑中，有一塊所紀念的是一名美國有色人種部隊的士兵。

若我能作主，林肯也會長眠於此，和這些同志肩並肩，成為緊密並排的諸多烈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