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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02 2014

衝突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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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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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水域的富饒在全世界數一數二。但是該如何保護這些海域,同時讓以海為生的漁民能夠維持生計,卻是一場波濤洶湧的辯論。

撰文:甘迺迪‧沃恩 Kennedy Warne
攝影:湯馬斯‧派沙克 Thomas P. Peschak

在開普敦西海岸一處名叫「地牢」、專門讓人衝大浪的地點附近,有一座低矮平坦、被海豹占據的島嶼。牠們在那裡打盹、吼叫、養育幼海豹,還會不時跳進大西洋,與浮潛者一起在岩礁附近或巨藻林間悠游嬉戲。海豹毛皮之間的氣泡反射閃閃陽光,而當牠們轉身快速游走時,總會留下一道香檳般的尾波。

 

這座島嶼位在卡邦克堡限制區內,是個「完全禁漁」的庇護所,隸屬於一個範圍大得多的保護區,這個保護區涵蓋了開普敦大部分的海岸線。在卡邦克堡,你可以著迷地和滿臉鬍鬚的海豹互相凝視,感覺海洋世界一切無恙。

 

除非你和我一樣,抬頭發現有一列男子背著沉重的麻袋,艱辛地沿著山坡小徑往上爬。我離開身手矯捷的海豹,游到一座小灣,一上岸就踩到滿地的鮑魚殼。它們一個個都像湯碗那麼大,散發著粉紅色和綠色的珠光色澤,宛如極光。空氣中瀰漫著海豹與腐爛巨藻的惡臭。一隻朱鷺在鮑魚殼間行走,啄食被人丟棄的鮑魚內臟。我爬上一顆平頂巨石,幾分鐘前這裡還是個貝類屠宰場。那些男人在這裡將貝肉從殼裡挖出來,裝進麻袋內。

 

從小灣出發,這條陡峭蜿蜒的小徑越過一道山脊,通往恆堡鎮。每年都有數百噸非法捕撈的鮑魚――在南非語中稱為perlemoen――沿著這條名為「盜捕者之路」的小徑運送。鮑肉進入中盤商及加工廠的供應鏈,運往香港和亞洲其他地區。在這些地方,鮑魚被視為珍饈。

 

在南非,鮑魚是失敗的同義詞:象徵執法失敗、漁業管理失敗,以及讓海洋得以永續經營之社會契約的失敗。鮑魚漁場已經崩潰,盜捕鮑魚的人被大眾唾棄,視他們為資源即將枯竭時仍靠著最後一點殘骸牟利的禿鷹。

 

但鮑魚只是一場更大的海洋悲劇的一部分。南非商業捕撈與休閒捕撈的近海魚(又稱繩釣魚,因為這些魚主要都是以繩釣的方式捕捉)已有三分之一魚種的族群數量銳減。南非政府於2000年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大幅減少商業捕撈執照的核發數量。但許多魚群依舊處於危險的低點,回天乏術。有40種向來很重要的繩釣魚都已禁止商業捕撈。就連南非的國魚,也就是體長30公分、以貽貝為食的雙帆魚,也在禁捕之列。

 

在愛吃魚、瘋捕魚的南非,漁獲量減少和魚種消失帶來的痛苦十分強烈。但魚類如果身陷危機,漁業也同樣在劫難逃。南非自給自足的漁村有一半被界定為「糧食不安全」,因為他們的生計基礎岌岌可危。但1994年,也就是曼德拉在剛剛步入民主的南非當選總統時,他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將魚視為促進社會平等、改善貧民生活的工具。這個彩虹國度將會把海洋資源變成人人得以公平取用的一桶金。

 

一開始,社會轉型似乎很有機會成功。成千上萬的「歷史弱勢」,也就是黑人及有色人種(這個詞在南非用於形容主要為歐非混血的後裔),取得了捕魚權。到了2004年,這個族群掌握的商業捕魚配額已從十年前的不到1%增加到超過60%。

 

但正如繩釣魚危機所顯示的,政府雖然廣邀賓客來參加這場吃到飽的盛宴,卻沒有足夠的食物餵飽他們。更糟的是,這份賓客名單還遺漏了一整群漁人。新的漁業政策適用於商業、休閒與自給自足的漁民(自給自足指的是漁獲僅供自己食用,並不出售)。小規模漁民被排除在外。他們嚴格來說不算自給自足,但也不完全是商業漁民。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自己是漁業社群的一分子而非個體戶。他們爭取集體權利、追求資源共享,卻發現自己跟這個以私有權為基礎的配額體系格格不入。

 

對這些小規模漁民而言,被排除在配額過程之外,就像再次被喚起了種族隔離的痛苦回憶。還有另外一個造成隔離感的因素:海洋保護區。這些零碎的海岸與海床區受到保護,部分或完全禁止人類開發,在完美的世界裡,它們本該是這些漁民最好的朋友。

 

海洋保護區就像沙漠中的綠洲。海洋生物在各個藍色的庇護所內興盛繁衍,多出來的再「溢出」到鄰近海域,可以提高漁獲量、維持漁民生計。海洋保護區被視為海洋生物保育與漁業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幾乎每個海洋國家都簽署了一項聯合國條約,目標是在2020年之前讓全球10%的海洋受到保護。但對許多小規模漁業社區而言,海洋保護區簡直是在不平等的傷口上灑鹽――尤其如果禁漁區就設在社區附近。

 

恆堡的情形正是如此,當地的卡邦克堡保護區就涵蓋了好幾公里內所有適合捕魚的海岸線。

 

恆堡的建物凌亂地蔓延於山丘一側,俯瞰著海濱郊區豪特灣。在搖搖欲墜的小屋與平房上方,矗立著一座名叫「哨兵」的陡峭山崖。這座城鎮現在有許多哨兵。盜漁者雇用把風的人留意警察的動靜,警方線民也在暗地察看,提供有關盜漁者的線報。一個曾經自豪的社區,已經成為犯罪、抗議與不服從的暗黑之地。

 

我和唐納凡‧范德海登走在恆堡錯綜複雜的巷弄裡,他是青少年輔導員、社區幹事,從前也是盜漁者。晾衣繩上掛著溼式潛水服,大麻煙飄過鐵皮屋頂。范德海登把一頭髮辮塞在牙買加雷鬼風針織帽裡,談起了這個社區被剝削的漫長記憶。

 

「大家都很憤怒,」他說。「社區的人回顧白人的漁業拿走了多少資源,說:『到底誰才是盜漁者?你們擁有過,然後你們搞砸了。現在我們要拿回自己那一份,卻被冠上耗盡資源的罪名。但同樣的事你們做了多少年了?』

 

「所以我才會成為所謂的盜漁者。這是我對不公不義的抗議方式。」

 

他說這個社區的人感覺受到背叛,是因為政府急於向新進業者開放漁業,反而排除了真正的漁民。「所有人都來分一杯羹――政客、老師、律師。大家放棄原本的職業轉進漁業,因為門檻實在太低了。而現在既然拿到了控制權,他們就不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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