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撕裂的奈及利亞

攝影：艾德‧卡什（Ed Kashi）

在卡諾巴士總站工作的這名收票員，背對著爆炸發生的地點。還沒聽見爆炸聲，他就被炸倒在地，頭部被火焰掃過。他臉部朝下，一陣暈眩，耳鳴不已，鮮血從他腿上一個被炸彈碎片擊中的傷口汩汩流出；儘管如此，他依然直覺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輛車子裡有一枚炸彈。

這輛福斯汽車的駕駛先前就行跡詭異。車子停進車站的泥土地停車場後，他和坐在副駕駛座的男子曾被降價搶客人的車票推銷員找上；當時他告訴對方：「我們不知道要去什麼地方。」但當那名收票員走上前時，駕駛卻說：「我們已經買票了。」收票員沒多想便走開了。

接著──碰。

隨著耳鳴漸歇，尖叫聲愈來愈響。他站起來，在愈發濃密的黑煙中看見大家蹣跚地逃離巴士。著火的屍體垂掛在原本是巴士車窗的地方。片刻前，這些巴士還是等著開往南邊的60人座嶄新豪華巴士，這時候卻成了火葬堆，就像某種可怕的古代獻祭儀式。收票員看見自己四周的地面上都是屍體和殘骸，屬於乘客、車票推銷員、他的同事，還有那些頭頂著塑膠桶販賣水煮木薯和烤魚的女人。他每天見到的朋友，這時候都成了「分離的人體部位」，他這麼跟我說。

他低頭看他的腿，發現自己也著火了。他狂亂地扯下衣服，接著走出停車場，加入其他脫去衣物、從車站冒出的翻騰濃煙中跌跌撞撞走出來的人群。「我光著身子往醫院走，」他說。他在路上昏倒了。有人把他一路抱去醫院，但他不知道是誰。

收票員在附近一家醫院醒來，接著被轉到卡諾的國立骨科醫院。隨後那個星期，我在醫院見到了他。（醫院的院長不讓我詢問他的名字。）他的病房和另外兩間都住滿了那場爆炸的受害者，他們的傷勢大同小異，相似得令人悚然。幸運逃過最嚴重燒傷的倖存者，臉部微微燒傷，手臂和腰間少了一些皮膚，是脫下著火的衣服時被一起剝離的。沒那麼幸運的人，看起來已經不像非洲人了；他們的皮膚已經燒毀，在開口說話不會造成太大痛苦時，他們當中有些人會彼此開玩笑說，自己看起來就像「貝可」，也就是伊博語中白人的意思。他們彷彿連身分都被剝奪了。

這樣一名男子就坐在病床上，盯著牆壁，努力忍著痛讓護士為他裹上紗布。他轉頭看著我，仁慈的表情讓我不禁微笑。我問他：「你還好嗎？」但話才一說出口我就知道有多愚蠢。

「不好，」他平靜地說，然後又回頭繼續盯著牆壁。

車子爆炸時，這名男子、收票員、還有其他每一個看見爆炸發生，或聽見爆炸聲響的人（卡諾是奈及利亞第二大城，爆炸的聲響在城的另一頭都聽得見），腦中都出現相同的幾個字：博科聖地。他們和奈及利亞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博科聖地到底是什麼，或者它為何會想要炸掉一座巴士站，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

根據奈及利亞政府的官方說法，博科聖地是一個恐怖組織。博科聖地一開始是一個分離主義運動，由抗議政府治理不善的北奈及利亞伊斯蘭宣教士穆罕默德‧尤素夫所領導。「博科聖地」結合了豪沙語和阿拉伯語，專家認為其意思是禁絕西方或非伊斯蘭的教育。2009年，尤素夫被殺，而且幾乎可斷定是被奈及利亞警方處死的，此後他的追隨者便誓言報復。

全世界正逐漸認知到一個難以接受的事實，即九一一事件發生12年後，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它所激起的衝突依然存在，且不會消失。除此之外，另一個世人同樣不願面對的事實是，這些衝突對非洲的影響尤勝以往：這個大陸尚未克服20世紀的挑戰，更別說這個世紀了。在薩赫勒，即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和直到最近一直控制馬利北部的聖戰分子的根據地，博科聖地以最殘暴血腥的新型態組織之姿崛起。除了其他訴求外，博科聖地還要求成立伊斯蘭政府、向基督徒宣戰，並且要消滅它視為叛徒的穆斯林；該組織自2009年起，已經在奈及利亞造成超過4700人死亡。擁有1億7000萬居民的奈及利亞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每六名非洲人中就有一名是奈及利亞人），也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第二大經濟體，但即使是以這個龐大的國家而言，博科聖地引發的傷亡規模仍屬浩大。

博科聖地造成的流血之多，使得它在全國人 民的集體意識中已經超越官方定義的恐怖組織，也不只是一個社會運動。這個名字如今具有咒語般的威力。由於害怕隔牆有耳而遭到博科聖地殺害，奈及利亞人不願將這個組織的名字宣之於口，而是稱它為「危機」或「危險」。「民眾不再相信自己的鄰居，」卡諾的一名公民社會行動者告訴我，「每個人都可能是博科聖地的人。」總統鳩納騰是福音派基督教徒，他曾公開質疑這股叛亂勢力是不是末日的徵兆。

巴士站爆炸事件後，我兩度前往阿塔卡爾；那是卡杜納州的一片丘陵地區，曾傳出發生過大屠殺事件。第一次去之前我問過政府官員。他們未曾去過阿塔卡爾，也不願意去，因為他們相信博科聖地就是大屠殺幕後的主謀。他們肯定地告訴我，被殺的人都是基督徒。「這與他們想把奈及利亞北部伊斯蘭化脫不了關係，」一位官員說，「他們要竭盡所能殲滅基督徒。」

我在造訪的第一座村莊中，見到一家人瑟縮在沒有屋頂的焦黑房舍旁。他們是富拉尼穆斯林，並且說攻擊他們的是來自阿塔卡爾另一頭的暴徒──他們認為是基督徒。他們之中有人說那場攻擊是種族仇恨引發的，有些人則說是宗教。一位年輕男子告訴我，導火線是一頭被下毒的牛。「我們會被攻擊，是因為我們是富拉尼人，也因為那頭死掉的牛，」他說。他並不是在說笑：奈及利亞北部已經承受了數十年的種族宗教屠殺，而且往往都是小事引起的。2002年，一位記者評論說先知穆罕默德也會 贊成選美，結果引起暴動，造成數百人死亡。

後來我到了阿塔卡爾的另一頭，發現那邊的村民，也就是阿塔卡爾原住民部落的基督徒，同樣遭人攻擊。他們聚集在一處校園的難民營中。一名男子告訴我，他聽到槍響時，人正在家中。他跑出戶外，看見一些黑衣男子以「強力槍械」掃射。他差一點就沒命了，他說。他很確定攻擊者是富拉尼人，一位加入我們對話的鄰居也這麼認為。我問那位鄰居為何如此肯定，他說：「我的族人不穿黑衣服。」他們兩人都懷疑攻擊者也是博科聖地的人，卻說不出為什麼那個組織會想要攻擊這個偏遠的地方。

「我們想要相信是博科聖地幹的，」當地一位援助人員告訴我；他的語氣透露出，奈及利亞北部人民的生活已經可怕得超出了他們的理解範圍，以致於他們選擇相信博科聖地涉案，而這就足夠讓這種想法成為事實。「我們沒有任何其他資訊，」他進一步說明，「所以我們選擇相信是博科聖地幹的。」

奈及利亞行動人士肯‧沙洛偉瓦在1995年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政府處死。與他同名的兒子在自傳中寫道：「奈及利亞應該是受神眷顧的非洲國度。」要不是奈及利亞的鄰國和失望的西方伙伴也如此認為，這樣的說法很可能只會被視為奈及利亞出了名的國族驕傲的又一次展現。那種驕傲自大──還有強烈的野心──其實與奈及利亞的天然資源相稱，包括曾經推動大英帝國擴張版圖的天然氣、礦產、良港，和豐饒的土地。奈及利亞還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產業蓬勃發展的城市，以及就算未必完全自由，也依然擾攘活躍的媒體。

然而，它最有利可圖的自然資源，是1950年代發現的原油。奈及利亞是世界第五大原油出口國，卻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於絕對貧窮中，意思是只能勉強維持不死。石油讓政府成了奈及利亞最賺錢的企業，而正因為國家收入大多數來自石油而非稅收，也讓政客不需對人民負責。去年有份報紙估計，自鳩納騰總統2010年上任起，共有310億美元不翼而飛。「從過去以來，奈及利亞政府從上到下都很失敗，」一位駐當地的西方國家外交官告訴我。

這種失能到處都看得到，卻沒有一個地方比卡諾嚴重；它曾是非洲與穆斯林世界最偉大的城市之一。伊斯蘭信仰在11世紀時透過商人和神職人員傳入卡諾（因此比基督信仰在當地的歷史久遠許多）；卡諾的豪沙酋長於1370年改宗伊斯蘭教。1804年，由伊斯蘭宗教領袖統治的哈里發王國成立。英國在1903年推翻這個哈里發王國，但保留了它順從的統治者（稱為「埃米爾」）。早在古時候便是地區貿易中心的卡諾，自此成了工業和農業樞紐。這樣的發展讓卡諾的埃米爾獲利豐厚，因此他反對奈及利亞獨立；該國於1960年獨立成功。半個世紀後，約有半數的奈及利亞人是穆斯林，其中絕大多數居住在北方。

埃米爾和英國人將西方教育和其他發展排除在外，但准許來自南方的基督徒遷入。卡諾的繁榮在1970年代開始沒落後，當地缺乏發展以及北方缺乏石油的情況也日趨明顯。現在的統計數字令人擔憂：奈及利亞北部五歲以下的兒童，有一半以上因為營養不足而發育不良。在東北部，也就是博科聖地發跡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的住家有電，但比起只有23%的婦女識字率，沒電可用又不是那麼大的問題了。1980 和1990年代，以及2000年代初期，種族宗教衝突造成數千人死亡。然後，博科聖地崛起了。

今日，卡諾猶如荒涼的要塞。即將抵達卡諾時，每幾百公尺就會遇到一個檢查哨。在每個檢查哨之間，則會經過因疏於照顧和沙漠化而休耕的農田，還會穿過那些農田曾經供養、如今已半死不活的村落。城裡是一幅都市沙漠化的景象：街道、公園、廣場空無一人。任何可能受到攻擊的地方都移除了標示，而自從巴士站爆炸事件後，每個地方都被視為可能遭受攻擊。警察總局唯一的告示以噴漆噴在外牆上，寫著「請勿在此小便」。

城裡最容易看到的政府單位，也是唯一看得到的政府單位，就是聯合特遣部隊小組，這些類似民兵組織的團體由警察、軍人，以及在奈及利亞相當於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國家安全局探員所組成，開著裝甲車和有棚小卡車在當地巡邏。他們以殘暴貪腐聞名，而且在某些城區，特別是貧窮的伊斯蘭區，就和那些叛亂分子一樣令人生畏。

卡諾真正的權力中心藏在顯而易見之處。市中心的高牆後方就是占地廣大的州政府總部。拉比尤‧寬夸索州長在他的辦公室裡，坐在散置的皮沙發上向我打招呼。一面牆上，有一幅寬夸索的等身畫像；另一面牆上則倚著他的等身人形立牌。他在畫像和立牌中所穿的服裝，與他跟我見面時身上穿的一模一樣：白色寬鬆長袍和紅色無邊帽，象徵著他稱之為「紅帽革命」的卡諾復興運動。

「我毫不懷疑，有一天奈及利亞會擊垮它，」寬夸索告訴我；他所指的是博科聖地。「要如何辦到，現在還很難說。」他的三名助理點頭。「現在是我們連愚夫之言也得傾聽的時候，要聽聽他們怎麼說，因為我們沒有答案，」卡諾多年來都沒有改善電力網，就在他說話的時候，燈熄了。後來燈又亮了，他也繼續說話。「你必須防治暴力。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只是過去的衝突所遺留下來的徵狀。」寬夸索在第一次的州長任期於2003年結束後，被控侵占750萬美元的州政府公款。他從未被起訴，並在2011年再度當選。

埃米爾的宮殿坐落在卡諾舊牆內的城區中。子民都活在貧窮中的埃米爾現年83歲，仍然過著非常符合他身分的生活。我並沒有獲准覲見他，但是有天早上我受邀參觀他的宮殿。宮殿由東一個西一個的凹室與候見室組成，我和一車來自波斯灣國家的訪客同時抵達，他們人手一袋用免稅店購物袋裝著的禮物魚貫而入。與他們會面後，埃米爾身著層層疊疊的輕軟長袍現身，騎上馬，前往他的清真寺；隨從撐著有流蘇的大傘為他遮陽。過去，任何人都可以來這裡觀看這些儀式。但是今年1月以後就不再如此了；當時有一些男子開車追上埃米爾的勞斯萊斯汽車，掏出槍開始射擊。埃米爾有兩個兒子中槍，數名隨從身亡。

城中瀰漫著一種一定還會發生暴力事件的氣氛。我在卡諾期間，幾乎每天都有槍擊事件和一連串炸彈攻擊未遂的報導，其中有一次發生在埃米爾的宮殿。週日早晨，警察都會將高壓水柱車停在教堂外，而教堂內的牧師則會談論向博科聖地發動的「天主聖戰」；附近的清真寺裡，神職人員譴責鳩納騰「向伊斯蘭宣戰」的行徑。復活節那天，我有一位擔任電視記者的朋友接到一通電話。聯合特遣部隊突襲了一個疑似是博科聖地的藏身處。數小時後，他帶回了一些熟悉的畫面：排列整齊的槍枝、子彈和自製炸彈，一旁則整整齊齊地躺著一排被殺死的「好戰分子」。在這天的死者之中，我看到至少一個婦女和一名孩童。從屍體的擺放方式看來，他們要不是在遭到射殺後被堆在一起，就是被集體射殺。

博科聖地的起源故事有許多版本。我在奈及利亞最常聽到的說法是這樣的：2000年代早期，在東北部城市邁杜古利，受夠了貧窮與脫序的傳教士穆罕默德‧阿里展開了「希吉拉」；這是伊斯蘭教中，一種自社會退隱的行動。他與追隨者創建了一個公社，並實行伊斯蘭教教法。這個後來被稱作奈及利亞塔利班的組織，在一次與官方的糾紛之後，攻擊了一處警察局。結果遭軍隊圍攻，阿里被殺。

生還者以阿里備受看好的同輩穆罕默德‧ 尤素夫為中心重新整合。尤素夫建立了一個更大的公社，有一則報導將它形容為「國中之國，擁有自己的內閣、宗教警察，和一座大農場」。他把自己的組織稱為「投身宣揚先知教誨與聖戰的人民」。或許是為了嘲弄尤素夫的宗教狂熱，有人開始稱這個組織為博科聖地。根據報導，尤素夫強迫人改信伊斯蘭教，並且很可能下令謀殺了一名對手。儘管如此，他在奈及利亞各地都有支持者，而且不只是在穆斯林之間。「博科聖地是一個反抗亂政的運動，不是純粹的伊斯蘭團體，」一位主教說。一名邁杜古利的記者曾告訴我，尤素夫「很有個人魅力。他可以用非常溫和、非常簡明的方式與人對話，」但是「他傳教時卻很戲劇化。非常戲劇化。」

2009年，尤素夫的追隨者與保安部隊發生衝突。軍隊砲擊了公社。尤素夫曾預言如果他被逮捕，一定會未經審判就遭到處死，而事情果真如此。倖存的信徒轉往地下，部分前往國外與其他民兵分子一起受訓，而部分則追隨尤素夫的副手阿布巴卡‧謝考，在卡諾重建組織，並開始進行「解放我族與我宗教，脫離異教徒與奈及利亞政府控制」的行動。奈及利亞北部屢傳爆炸、縱火，以及槍擊事件──先是在警察局、政府機關，然後是教會、清真寺、學校和大學，此外官員、政治人物、神職人員等也遭暗殺。位於阿布札的聯邦警察總部遭到自殺炸彈攻擊，後來聯合國大樓也遭殃。副總統的一處官邸亦遭到槍擊。

2012年1月20日，卡諾發生死傷慘重的攻擊事件。持槍者分批攻擊警察局和國家安全局辦公室。官方估計的死亡人數為185人，但根據我與卡諾居民的談話，實際數字比這高得多。我還聽說有部分居民冒著生命危險聚集在警察局外面，為攻擊者歡呼加油，卡諾的政府當局就是這麼為人所唾棄。

驅使那些居民的憤怒，可以用肯‧沙洛偉瓦最愛說、他兒子也很喜歡引述的一句話來總結：「在奈及利亞活一天，就等於死好幾次。」在奈及利亞，芝麻小事都會令人尊嚴盡失。我在前往卡諾時，途經拉哥斯機場，一名行李掃描機的警衛就在他面無表情的主管眼前向我索賄。我拒絕了。他跟我討價還價：「那給點錢買水？」我告訴他，如果他真的很渴，可以到小吃部找我。半個小時後他來了；他的制服已經換成時尚的丹寧裝，手上拿著兩支手機，躍坐到椅子上時還跟我說聲「你在這啊」。我們聊了一個小時，最後我買了水和午餐給他。他則是打電話請朋友到阿布札機場接我，當作回報。「需要什麼儘管開口，」警衛在我們告別時說，而且他是認真的。

這就是奈及利亞人際互動的多重調性──我也聽過有人稱之為「友好的勒索」。這個國家建國才50年出頭，就經歷過一場內戰、六次軍事政變，兩位元首遭到暗殺，和至少三次後果慘重的國內叛亂，人民對領導階層的藐視根深蒂固，已經變成一種乖戾的公民責任，相信暴力才是解決之道；這種集惡意與慷慨、多事和幽默於一身的態度，讓一個人連皮膚都燒掉了，還能笑稱自己變白，顯示的是某種佻達的態度，也是奈及利亞人自大吹噓的一部分。這種佻達是奈及利亞人讓自己不要發瘋的方法，也造就了他們看待叛亂的複雜觀點。他們譴責博科聖地，並看見它偽善的一面。正如聖枝主日〔紀念耶穌受難前一週騎驢進入耶路撒冷的日子〕當天在一座教堂守衛的伊斯蘭軍人對我說的：「他們說西方教育是錯的。但是你讀的書本，是怎麼製造的？你用的筆，是怎麼製造的？你那支槍，是哪裡做的？」但是他們也不得不對博科聖地表示尊敬。對那種會逼人拿起武器對抗政府的挫折感，他們深有所知。

叛亂事件對奈及利亞人的心靈有著奇異的影響，其影響之深，在我深入探究巴士站爆炸事件時變得顯而易見。這次事件與博科聖地典型的攻擊不同，沒有特定目標，而是要殺愈多人愈好，不管對象是誰。至於這次攻擊背後的原因則眾說紛紜。卡諾居民大多數是豪沙人和富拉尼人，但是巴士站所在的塞本迦利區，則住了許多伊博人。他們多為基督徒，而且經營巴士路線。因此，最普遍的說法是這次炸彈攻擊的對象是伊博族基督徒。

但這個理論也僅止於此。的確，經營巴士的是伊博人，許多罹難的乘客和車站工作人員也是。然而其他很多人並不是。有些是豪沙人或富拉尼人，有些可能是在博科聖地創始者中占多數的卡努里人。塞本迦利區是卡諾大多數教會的所在地，但也有很多清真寺。這是卡諾最多元的區域，可以看到它昔日作為世界都市的樣貌；無論什麼時候，奈及利亞約250個族群中任何一個族群的成員，都有可能出現在這裡。

著名的前卡諾國會議員朱內德‧穆罕默德是穆斯林，他告訴我：「你沒辦法跟子彈或炸彈說『去打伊博人』或『去炸豪沙人』。」我前去與卡諾的伊博族最高領袖、也是基督徒的波尼法斯‧伊貝奎見面時，驚訝地發現他認同穆罕默德的說法：「這不是針對伊博人的攻擊事件，」他說，「博科聖地的目標是到群眾聚集的地方去摧毀它。」

有一件事情大家似乎都認同，那就是只要扯上政府當局，事情就會變得更令人困惑。比方說應該是最基本的事實：死亡人數。我問過一名記者，他說大約是30人，另一名說約40人。真正的數字永遠不得而知，因為官方從未針對這起事件提出說明。政府公布的數字──22人死亡──純屬虛構。

除了將矛頭指向博科聖地，政府不願說明他們認為炸彈客是誰、汽車炸彈是怎麼製造的，甚至連是否只有一枚炸彈也不說。根據地方新聞記者的說法，保安部隊以最快的速度將巴士站的屍體移走，並將生還者轉院，以免記者與他們接觸。官方「不想讓大眾知道事情的真相」，卡諾記者納西爾‧詹戈說。

為什麼呢？原因也是眾說紛紜。為了防止報復攻擊。為了保住飯碗。因為他們說謊成性。我聽到最普遍、也最令人擔憂的說法是：保安部隊沒有確實調查爆炸事件，是因為他們不會。他們沒有受過訓練，沒有經驗，更沒有興趣。他們沒有分析炸彈碎片的設備，也沒有能引領他們找到炸彈客的情報網絡。有人告訴我，攻擊事件發生後，警察往往連記錄目擊者的證詞都省了。

儘管如此，只要北方有暴力事件發生，政府和媒體都很快就把責任歸咎於博科聖地。對前者來說，這可以轉移人民對政府欺瞞與無能的注意力。對後者而言，則是有東西可報導。許多人私底下都同意，博科聖地是罪犯的完美掩護。這一切造成的結果不再只是紛擾不明的狀態而已。「你開始覺得好像是有人立意要看到攻擊事件持續發生，」另一名卡諾的記者拉萬‧阿達穆說，「這場衝突、這個危機的範圍非常廣，真的讓很多人開始懷疑或相信其中有陰謀。許多人都說過這樣的話，過去我不願相信，但現在我開始相信了。」

年輕的肯‧沙洛偉瓦告訴我，博科聖地「非常具有奈及利亞特色，因為它以意識形態運動起家，接著被政治投機者吸收，然後又牽扯上經濟問題。現在則成了一灘渾水，大家根本搞不清楚它想幹嘛。」

我詢問一位阿塔卡爾的地方社區領袖，為何沒有政府官員到過當地遭到攻擊的村落時，他說：「他們為什麼要來？他們就是這些事件的幕後金主。」那麼博科聖地有介入嗎？「怎麼會沒有呢？」他說。「他們有什麼兩樣？」

這個觀點我已經聽了很多次。與我交談過的奈及利亞人中，幾乎沒有人相信博科聖地只是單純的分離主義團體。有些人宣稱它是波斯灣國家的瓦哈比伊斯蘭教派創立的；有些人則說是「西方國家」創立的。還有部分人認為支持博科聖地的是爭奪權力的北方政客；或是想顛覆北方的南方政客；或是鳩納騰總統所屬政黨中想推翻他的人；又或是鳩納騰本人，想藉此廢除北方的選舉；也或許不是總統本人，而是他身邊的人。實際上，鳩納騰總統顯然相信最後一種說法。去年在一場教堂禮拜中，他無所保留地透露了他的猜疑，說：「『博科聖地』有些成員是政府行政部門的人，有些在國會／ 立法部門，有些甚至在司法部門。也有一些是在軍隊、警察或其他安全部門中。」

某些奈及利亞人說，博科聖地根本不存在。「我們認為博科聖地是一種政治表達方式，」一位人稱托比亞斯酋長的傳統伊博族領袖說。「我們不認為有一個名叫博科聖地的組織。」

隨著我持續採訪，我愈是明白這場叛亂對奈及利亞人最嚴重的傷害不是肉體的，而是心靈的。在這個國家，博科聖地已經變成恐懼的同義詞，承載了奈及利亞人對社會及其未來最深重的焦慮。這些焦慮觸及了奈及利亞人生活最基本的面向，包括種族、宗教、區域的不平等、殖民主義的遺毒，特別是對於奈及利亞領導階層完全無法面對這場叛亂的焦慮；確切地說，政府是不願面對，更遑論解決叛亂背後的社會裂痕了。或者，更深的焦慮是，領導階層並不比叛亂分子好。國家本身就是博科聖地。

這個假設並非完全不合理。根據「人權觀察」組織，至今與博科聖地有關的4700多起殺人案中，幾乎有半數是保安部隊所犯下的。許多死者都是平民，只是在錯的時間出現在錯的地點。隨著叛亂分子愈趨凶殘，政府的行徑也不遑多讓。今年7月，疑似博科聖地的武裝分子縱火焚燒馬穆多鎮的一所寄宿學校，造成42名師生死亡。4月時軍方宣稱武裝分子藏匿在巴加村，進而發動攻擊，造成至少200人死亡。目擊者表示，士兵開槍將逃出家門的民眾擊斃。

我採訪了自稱曾遭保安部隊騷擾、毆打或槍擊的卡諾民眾。待在奈及利亞的最後幾天，我造訪了阿布札，並將他們的故事講述給一位將軍聽；他是反制博科聖地軍事行動的主要規畫者之一。他聽了不為所動。事實上，他並不承認發生過任何濫用武力的事件。我繼續逼問時，他開始拍桌怒罵。他說這類故事都是同情博科聖地的記者捏造出來的，還暗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知道有些記者在這場戰爭中刻意偏袒博科聖地！」這位不願具名的將軍說。「我找到一些記者，他們承認自己蓄意支持特定的一方。蓄意的！他們有些來自西方國家。」

冷靜下來以後，他繼續說：「聽好，我們在打的是一場幻影戰爭。」

「他們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將軍說。「不只是北部，全國都有！奈及利亞人依舊不明白我們面對的挑戰──真正的挑戰──也不明白事態有多嚴重。他們不懂。」

他一邊說著，我回想起卡諾的醫院，還有我在那裡遇見的一名婦人。炸彈攻擊當天，她在巴士站賣水。她年幼的女兒也在一旁幫忙。車子爆炸時，她女兒不見了。這名婦女在黑暗中呼喊女兒的名字。等不到女兒的回應，她開始尋找屍體。找不到屍體，她便開始搜尋斷手、斷腿、衣服、鞋子，什麼都找。她什麼都沒找到。她告訴警察事情的經過，但警察無動於衷，並且叫她離開。她的丈夫跑遍了卡諾的每家醫院，都徒勞無功。

「從那天起，我就再也沒見過我的女兒了，」她說，哽咽的聲音中盡是悲慟與困惑。但她 一提起警察，語氣就換上了另一種情緒。那是憤怒。